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重建奇迹

从方志敏讲起，谈皖南事变。

众所周知，方志敏的名字，然而，我敢断言，鲜有人能详述这位伟人究竟成就了何等伟业。事实上，若追溯至1935年，彼时的方志敏，前途似锦，堪称党的早期高级指挥官中的翘楚。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遇惨重挫败，随即开始西进的战略转移。在这关键时刻，方志敏率领红十军，与寻淮洲指挥的红七军并肩作战，向北发动攻势，以此分散敌军注意力。此举旨在误导国军，使他们误以为红军将尝试向北突破包围圈。因此，约二十万国军被调遣，全力追击堵截方志敏所部。

寻淮洲是新来的。

寻淮洲，一位非凡之才，早年便投身于毛主席麾下，参与秋收起义，是毛主席的亲信。在战术与战略上，他均展现出非凡的天赋。年仅22岁，便荣升为红军军团长。遗憾的是，他英年早逝，同样年仅22岁。若非命运多舛，大胆推测，他若能正常发展，建国后授衔，或许正是他肩负重任，代表秋收起义的队伍，领取元帅的荣衔。然而，这一切都只是无稽之谈，寻淮洲同志英勇牺牲，令人扼腕。

方志敏与寻淮洲率领的队伍，身后紧随20万国军，于福建与浙江之间辗转作战，接连攻克数道防线，为中央红军的撤退提供掩护。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跋涉逾一千公里，直至抵达那决定命运的皖南茂林地区。

在皖南的谭家桥镇，方志敏与寻淮洲所率领的部队不幸陷入重围，陷入绝境。一番激战过后，方志敏英勇就义，而寻淮洲壮烈牺牲，其所属部队亦全军覆没。幸存的少数部队成功突围，其中便包括了未来的军事英才粟裕。粟裕成功突围后，便四处开展游击战。新四军成立之际，他毅然加入了这支队伍。

那在谭家镇将方志敏围杀的国军部队，正是日后声名显赫的国军74师的前身。当时，王耀武正担任指挥。岁月流转，至解放战争时期，昔日成功突围的粟裕已升至华野司令之位，他率领的华野在孟良崮之战中围歼了74师，进而攻克济南，生擒了王耀武。

在这场旨在支援主力部队实施极端作战的行动中，整个部队英勇牺牲，这不正是《集结号》中所描绘的一幕吗？

曾身披国军制服，担任过下级军官的黄仁宇，正是那位撰写《万历十五年》的知名学者。他指出，明朝的一大弊端在于，上级对下级隐瞒了过多信息，以至于在他担任连长期间，许多事务都无法与士兵们共享。

另一位明史领域的专家汤纲起身发言，他指出：“老黄，你所提及的，那是指国军的情况。而我们解放军的做法却截然不同，我们的一切决策都向下属通报，并鼓励他们参与到讨论中来，这便是所谓的‘军事民主’。在作战之前，我们还会进行充分的动员工作，向士兵们明确告知他们的任务以及任务的意义，确保不会有模糊不清的命令。这样做，是为了避免上下级之间信任的缺失，防止大规模的溃逃。你们国军之所以常常遭遇崩溃式的败退，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持续探讨该主题。后来，方志敏在狱中进行了总结，他指出，皖南地区山峦起伏，道路崎岖，一旦敌军占领隘口，凭借高地优势，进攻一方几乎难以突破重围。寻淮洲就是在进攻一个战略要地时不幸中弹，英勇牺牲的。这段总结是在狱中由方志敏完成的，随后被转交给了鲁迅，鲁迅又将其转交给红军。红军内部将其油印成小册子，高级将领们大都阅读过。

不妨再多言一句，尽管方志敏未曾与鲁迅谋面，他却深信鲁迅的思想，因此特地托人将遗稿转呈给了鲁迅。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发生了。当方志敏陷入绝境，无法突围，全军覆没六年后，另一支部队也抵达了距离方志敏困境不远的地方，同样面临绝境，几乎全军覆没。这在党史上是极为罕见的。鉴于党内最关键的任务是持续反思，避免在相同的地方重蹈覆辙，那么，这一事件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呢？

1

内部分歧

这支英勇的部队便是新四军。关于新四军的渊源，我曾撰写了一篇题为“新四军从何而来”的文章，该文或许会在将来重新发布。在彼篇文章中，我们曾提及，北伐时期的名将叶挺担任了新四军的军长，而红军留守部队的领导人、擅长游击战的专家项英，则出任新四军的副军长兼政治委员。

然而，这对组合的问题相当严重，原因在于他们各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协调。

首先，项英是我党众人皆知的“土包子”式将领。他常着一身破旧军装，头顶光亮，中午时分，便会与士兵们一同蹲地共餐，举止随和，与普通士兵无异。

叶挺将军出身于正规的军校，并在欧美度过了长达十年的时光。他日常着装多以西装或猎装为主，而在正式场合，则身着国军将军制服，脚蹬长筒马靴，手戴洁白手套，腰间马刺叮当作响。在新四军中，他拥有自己的专用厨房。叶挺的夫人出身名门，被誉为绝世美女。在我党的队伍中，叶挺堪称独树一帜，其造型与普鲁士贵族军官颇为相似。

而且，历经多年的广泛宣传，叶挺的名声颇为显赫。然而，若追溯至那个年代，众人更偏爱项英。叶挺性情独立，颇有与众不同的气质，以至于人们常常觉得他与大家似乎身处不同的星球。实际上，许多人都曾提及，若前往新四军，你或许难以辨认出项英，但叶挺的形象几乎无人不识。

我们首先关注造型上的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这一特征最为显著，广受关注，许多文章甚至直接将其视作主要成因。然而，相较两人之间真正的分歧，这一点实则微不足道。

他们二人皆为业界翘楚，过往成就辉煌非凡。叶挺，作为红军的奠基人，其资历与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将军相媲美。他擅长指挥正规军进行迅猛突击，被国共两党一致公认为勇猛之将。此外，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等众多高级将领，都是叶挺一手培养出来的，他们曾随叶挺一同在武昌城下“光荣北伐”。

然而，项英并非只是小巧的吉娃娃，他的资历甚至超越了毛主席。叶挺被誉为北伐战争中的英雄，而项英同样担纲“三年游击战争”的首席负责人。在红军长征离去之后，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负责收拾残局。若非他坚守岗位，那么重任便将落在周同志的肩上。大家不妨感受一下项英在当时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项英曾在延安发表报告，深受众人赞同。随后，陈毅晋升为元帅，其重要资历之一便是在项英离世后，他接替代表三年游击战争。若项英未曾离世，或许也能达到元帅的级别。叶项二人皆极富自信，对各自的战术极为坚持，对彼此的观点往往充耳不闻。

领导风格的不和谐实为常见现象，毛主席便是其中一例。他属那种他人难以驾驭，只能协助而非受其指挥的类型。他首次遭罢免，正是因为其过于专断，难以与他人协作。经过多次的磨合与调整，最终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同志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二人以和善著称。

众所周知，林彪堪称一位卓越的高级指挥官，然而，他在合作方面却并不出色。毛主席曾为他挑选了多位搭档，频繁更换，直至最终选定罗荣桓。罗荣桓性情温和，堪称党内公认的老好人，这才与林彪勉强达成合作。即便如此，罗荣桓这样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好人，在林彪后期亦颇感不满。

新四军正副长官间的风格格格不入，矛盾愈发尖锐。按常理，应及时调整人事，以免事态恶化。然而，新四军的情况尤为特殊，首先，叶挺将军系蒋委员长亲自指派，其地位非同一般，无法如陈毅将军那般随意调动。

其次为项英，但他的更替却难以实现。自中央红军长征后，南方八省的十五支游击队各自为战，组织涣散，纪律松懈，很快演变成了有组织却无纪律的局面。在这种状态下，众人的意见难以发挥效力，唯有项英的命令得以贯彻执行。

面对这些横行霸道的团伙，项英常常泰然处之，认为无需过分忧虑。然而，叶挺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在北伐时期，他对于战场上的临阵脱逃者毫不留情，枪毙了那些不守军纪的士兵。对于某些虽战功赫赫却军纪败坏的个体，他多次因愤怒而直接开枪，这让项英等人极为不满。

多言一句，昔时各根据地开展整风运动，众多同志遭受了严酷的整治，痛不欲生。今之书籍往往记载，某位同志虽军功显赫，却依旧遭受了无端的整治，似乎这一切都是出于个人好恶。然而，若回到那个时代，鲜有冤屈之事。在我国军队中，“能打仗”仅仅是众多素质中的一项。若军纪涣散、缺乏组织性，即便战斗力再强，终将难逃出事的命运。解放军中许多人均曾来自类似黑社会的游击队。明了这一点，便能立即理解，整风运动的必要性，以及必须彻底整治的紧迫性。

随时间推移，四周涌现出众多国军与土匪势力。众多伪军亦陆续投奔我军阵营。在四平战役期间，诸多棘手问题接踵而至。新加入的日军保安团士兵军纪涣散，肆虐乡里，劫掠百姓。更有甚者，在运送伤员的过程中，将他们遗弃于荒无人烟之地。

继而，林彪被杜聿明持续驱赶，直至越过松花江。驻足后，他迅速展开整编，大批人员被处决，另一些则受到整治，军队的整体素质显著提升。在攻克天津之际，部队更是恪守纪律，秋毫无犯，深得百姓赞誉。老一辈人士纷纷表示，这是五十年来未曾有过的优良队伍。

强大的组织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不懈的锤炼与持续的优化，逐步进化而成。

自然，叶项二人间的相处并不和谐，但这并非在军事会议上表现为直接的争执，而是以一种彼此敬而远之的态度，展现出了不合作的风貌。

项英遇事时，往往会派遣警卫员传达给叶挺，如此说道：“军长，副军长有要事相商，经过与参谋长的商讨，已有定论。目前，作战参谋们正在草拟作战计划，还望您能前往参与讨论。尽管如此，实则讨论的内容已无太大悬念，决策已然尘埃落定。”

“三载军长，四次递交辞呈，一朝被免职，终身监禁。”从中不难想象他内心的苦楚。然而，又能责怪谁呢？归根结底，只能怪自己当初选择了脱离党组织。

延安得知他们之间的纠葛，亦感焦虑。周恩来巧妙运用调解之才，频繁与项英沟通。毛主席亦在延安通过电报指示项英，务必与叶挺密切协作，认真履行政委职责，管理党务和后勤工作。他应多与下属交流，履行政委的本分，切勿将军长与政委的职责混为一谈。至于军事事务，仍应由叶挺负责。

项英个性鲜明，不听他人言语。

至1940年，延安方面终作决定，将项英召回延安，意图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并让性情温和、时常欢笑、身着皮衣的陈毅出任政治委员。然而，项英却一再推脱，拖延不前。

我们不妨作一番推测，项英或许认为一旦重返延安，其权力将会被剥夺，因而有意拖延。实际上，彼时各大区的负责人几乎都齐聚延安进行学习，直至国共内战的爆发，他们才陆续回归各自的工作岗位。

随着党内人事安排的圆满落幕，我们接下来将深入探讨当时的局势究竟呈现何种态势。

2

风起云涌

在皖南事变爆发的前夜，即1940年年底，这正值一个相对宁静的时期。

抗日战争在1937年至1938年间尤为激烈。进入1939年，日军已基本攻占了我方能够攻克的地域，尤其是中国铁路沿线的大片区域。此后，其他区域虽欲攻取，却因日军机械化程度高，对后勤补给依赖甚重，难以远离铁路线展开行动。许多城市在日军攻占后不久便被迫放弃，其根本原因便在于此。

到了1939年，我国领土的局势已然形成这样的格局：日本占领了铁路线，国民政府控制着西南地区的一座座城市，而那些偏远乡村，则沦为三不管地带，无人问津，难以管控。阅读我这篇文章的朋友们大多居住在城市，若平日里鲜少外出，可能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我国的城市在领土中占据的比例颇大。实则不然，我国的城市地域与广袤的疆域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大部分地区都是广袤的田野。往往在火车上颠簸许久，才能见到一座城市。回顾1941年，交通不便，日军若频繁深入乡村，我国缺乏石油资源，而日本又主要依赖美国供应石油，无论如何也耗不起。事实上，到了1939年，日军的作战方式也与国民政府军队相似，他们只能依靠骡马运送物资，连鞋底也换成了布鞋底，因为橡胶和石油的供应也已告急。

众人往往误以为百八十万人众多，便能横扫一国。实则若将这些人分散至全国，宛如在锅中撒下一撮胡椒面，立刻便消失无踪。此外，大家对中国的国土面积认识不足。我国究竟有多么庞大？以北京丰台地区为例，就能容纳平津战役中数以万计的大规模部队进行机动灵活的作战。

国军主要依靠苏联的支持，由于补给路线极其漫长，日军的后勤压力显著增大，因此双方都处于僵持状态，彼此保持克制，不主动攻击，各自划定了防御区域，维持着相对的平静。区域内的守卫士兵有时甚至会互相递烟。在此期间，他们开始注意到一群令国民政府与日军都深感厌恶的势力，那就是来自延安的游击队。

在北地，上演着一段错综复杂的戏码，教科书上难以一窥其貌：一方是日军掌控下的铁路沿线，另一方则是国军守卫的城市周边，而偏远的乡村则落入延安游击队的势力范围。三者之间的争夺与互动，演绎出一幕幕复杂的战略布局。

譬如，游击队频至乡民家中，征购烟土，尔后以高价转售予国民政府军队，换取银元。继而，他们用这些银元从日军手中购得武器。及至抗战后期，日军除拒绝出售大炮外，其余物资无不有售。

又如，山东的八路军将盐全部藏匿起来，日军无法觅得，只得用物资与当地民众换取“山东币”——这种货币由八路山东局发行。随着时间推移，山东币逐渐成为市面上流通的硬通货，甚至在驻扎山东的日军中，内部交易也开始采用山东币作为货币。山东币，便成为日后人民币的前身。

情形大致如此，三方各自心怀疑虑，暗中期待对方两家发生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皖南事变应运而生。当时新四军的处境是这样的：新四军的位置如同一颗鲜艳的红点，北面是日军的势力范围，而东面和南面则被国军的绿色括号所包围，而那个黑色的椭圆形圆圈所指之处，正是皖南。

在皖南事变爆发前夕，国共之间的矛盾已愈发尖锐。华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冲突，村庄间战火纷飞。而在江北，则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陈毅与粟裕率领新四军对国民党将领韩德勤发起了攻击。

这场战役被誉为“黄桥战役”，在我国战争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小事引发大波澜”。其起因错综复杂，源于国共两党平日里的摩擦不断，最终演变成了这场重大事件。

彼时，国内抗日战场上不仅活跃着国军与共军，更有众多民间武装力量。双方均致力于争取这些武装，以扩充自身势力范围。随着我军势力延伸至黄桥，国军韩德勤部视此地为自家领地，遂决意发起攻击。一万五千名国军对7000名新四军发起进攻，竟意外遭受全歼，韩德勤部的一位军长亦阵亡。

此事对于国民革命军而言，实则不啻为一个不祥之兆。装备精良的1.5万国军，面对7000名组织严密的 新四军，却无力招架，这一战果无不预示着后续局势的发展。

然而，这些纷争尚处于暗中，表面上双方尚未公开翻脸，依旧携手共赴抗日之途。

鉴于新四军游击队与国军之间的冲突频仍，白崇禧为蒋介石献上一计，向新四军发出电令，要求其在1940年底前撤离江南，转战江北抗敌。若新四军拒绝调遣，即属违抗军令，届时可就地展开围剿。反之，若新四军遵令北移，北方正有日军驻扎，不妨任由日军将其消灭。

新四军撤离之后，若有南方游击队再行滋扰，即予以坚决剿灭。若共方询问，便可回应道：“你们不是都已前往江北了吗？我们对此并不知情，江南尚存我方人员。”

3

皖南事变

如今，日本人心中暗藏诡计，他们深受八路军骚扰之苦。沈志华所著的《美国对华情报》一书，对相关内容进行了翻译，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阅。书中提及，1944年，八路军缴获了九万支枪。日军素有破坏武器的习性，而国民党军队在武器缴获方面颇为困难，往往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每缴获一支枪，都可能需要牺牲数条人命。据此，大家可以大致估算出当年八路军的战果。

新四军的游击战术让日军疲于应对，因此1940年，日本秘密筹备了对新四军的偷袭。根据日军侍从室发出的37534号电令，意图是将新四军驱赶到国军控制的皖南地区，迫使国军对之进行清剿。即便国军当时未采取行动，日军亦势在必行，势必要对新四军采取行动。

实则延安早已察觉形势异常，早在蒋委员长发出电令之次年，便紧急劝告项英迅速北撤。然而项英屡屡敷衍推托，直至迫不得已，只得将新四军一部约两千余人转移至江北。彼时国军尚未完成全面部署，若此时我军主力一同出动，当无任何阻碍。

余下近九千人仍驻足于云岭之地（此处尚存一座新四军纪念馆）。

谈及此，有必要补充一则知识点。众多人误以为这9000人便是新四军的全体，实则不然。正如前文所述，江北尚有7000人，此次又有两三千人参与其中，再加上新加入的成员，江北地区的人数大约达到了1.6万。若将这部分人数与这9000人相加，总数便达到了2.5万。

直至1940年12月，才接到蒋委员长的电报，其内容言明，若至年底仍未出发，便将予以剿灭。然而，项英此时仍拖延不前。实则，即便此刻启程，亦未为晚。当时国军围剿新四军的部队尚未集结完毕，若新四军选择撤退，国军恐难阻挡其步伐。

项英向延安请示，延安显然非常生气，电报是这样的：

面对重重困境，你们屡次向中央寻求指导方案，然而，中央早在一年前便已将发展策略交付于你们——即向北拓展，深入敌后。但遗憾的是，你们却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迟迟未能落实执行。

遭受领导的责骂后，项英即刻召唤叶挺，火速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以商讨应对之策。我们重新将局势图置于眼前，那支粗大的箭头所指，正是蒋委员长指示新四军行进的路线。

会议伊始，与会者便达成了普遍认同，即不宜遵从蒋委员长的北进意愿。毕竟，北方乃是日人之领地，前往彼处非但无益，反而犹如羊入虎口，实属自取灭亡。

继而争执不下，究竟应向东还是向南行进。叶挺提议先派遣一支队伍假装北上，而主力则向东进发，随后渡江。其理由是，之前已有两支新四军的队伍沿此路线成功渡江至江北，对沿途路线了如指掌。若遇国军阻拦，便指挥部队强行突破。叶挺身为正规战的老手，毫不畏惧战斗。加之国军行动历来迟缓，若行军迅速，当无大碍。后来，李先念的中原突围亦是依循此策略，一支队伍进行佯攻，而主力则趁机撤退。

然而，项英坚决主张向南进发，其路线规划之大胆，一眼望去便令人咋舌：

为何选择这条道路？这显然是条曲折绕远的路径，更是通往那片山区——正如前文所述，那是方志敏全军覆没的悲剧之地。

如今，我们已无法确切知晓项英选择这条道路的真实动机。那时的说法是，南方国军的防御相对薄弱。然而，蒋委员长听闻新四军南进的动向，便立刻洞悉了项英的意图，他认为项英意图前往南边的黄山区开展游击战，他本就不愿前往江北，因为一旦抵达江北，他便会被调往延安。项英担忧自己可能被边缘化，因此渴望前往皖南，寻找借口隐入山中，不再露面。究竟真相如何，还需各位自行领悟。

项英最终决定走南线。

踏足南线之路，无疑是一场噩梦。我们起初对前路的艰难预估不足，误以为只是简单的搬迁，于是携带了所有家当，缓缓向南行进，这种做法显得过于业余。事后总结经验教训，这无疑是我们犯下的最关键错误。

事实上，在新四军中，众多成员曾亲历长征，目睹红军初期的长途跋涉，动作迟缓，以及在湘江之役中的惨烈遭遇。尽管如此，他们并未有人对项英的领导表示异议。

不幸的是，正如叶挺所预言的那样，我们对于路线并不熟悉，也未进行侦查，结果误入了歧途。众人一片混乱，恰逢天降大雨，所搭之桥又过于简短，无法通行，只得重新搭建。

接连不幸，天灾与人祸交织而来，行路途中屡遭阻碍。自云岭驻地出发，本应40里路至茂林，却耗时五日方至。抵达茂林后，又额外休憩了两日，以致错失了至关重要的逃生良机。

须知，在红军长征那段岁月，战士们每日能疾行百里之遥。至于后来的中原突围，即便是“皮旅”也保持着日均80里的奔跑速度（我曾特地咨询过在军校授课的友人，他告诉我，军校生以80里速度行进，大约需时五个小时左右。然而，若日复一日、连续24天如此奔跑，实属不易），这才有了逃生的模样。相较之下，如今的新四军行动，简直如同缓缓送命。

此刻，敌方国军正站在对面的山顶，挥舞着手中的小铲，奋力挖掘战壕。

新四军到茂林时，立即被围。

历经围困的战事细节此处不再详述，但大致轮廓可简略一提。起初，叶挺力主率主力数团对一山口发起猛烈攻势，意图打开一条生死血路，一旦突破，众将士皆可全力突围，届时无论谁得以冲出重围，均有转机。

然而，项英持不同意见，他认为我军源自游击战，并不适宜于攻坚作战，因此行动上拖延不前。在此期间，其他国民党军队逐渐从四周包围过来。国民党军队素以行动迟缓闻名，但此次新四军的行动速度甚至慢于国军，令人难以置信。与此同时，八万国民党军队齐聚皖南，将9000名新四军围困其中，这9000人中，还包括众多地方干部和随军家属，他们实际上并无战斗能力。

行不通，已无良策，只得筹备返回云岭，那便是我们的起点。随后，我们依循蒋委员长的指示，打算从北方向日军驻防区渡江，却未曾料想，归途亦被国民革命军所阻。此刻，我们进退维谷，更遑论国军兵力是咱们新四军的数倍。

此刻，尚存一条退路，即众人分头突围，仿照粟裕昔日的战术，纷纷四散，最终在江北汇合。新四军中尚有近两千名在游击战争时期锻炼出的骨干，他们历经沙场，堪称野外生存的高手。每人都可带领几名对游击战不甚熟悉的战友，各自分散，展开突围。然而，此举风险亦不容小觑，恐怕不乏有人迷失方向，葬身山林。正因如此，众人迟疑不决，难以下定决心。

项英不幸逃跑了。

项英携警卫同行，不慎走失，时至今日，关于此事仍未有明确解释。据其自述，系因走散而失踪，然而，众多党史专家均不认同此说。项英于山林间徘徊，恰逢一处新四军团的阻击行动，场面颇为尴尬，遂又返回原处。

返程后方才意识到他已被免职，而新四军近几日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叶挺将剩余的力量倾注于猛攻一处险要隘口，意图突破重围，然而，由于前期延误了宝贵时间，国军已将防御工事加固完备。

然而，新四军在先期的侦查中犯了错误，误判敌方守军实力薄弱，一交手便发现对方坚守阵地，而我方却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经过进一步的调查，方知对手乃国军新七师。新七师在国军中以坚固防御著称，犹如铁壁铜墙。此次交锋，我军彻底陷入了困境，弹药告罄，无计可施，只得选择分头突围。为了为战友争取突围的宝贵时间，叶挺毅然前往谈判，却不幸被软禁。

整个流程混乱不堪，大军启程前仅两天才向延安发送作战计划，并向中央上报，却未提及他们计划向南移动，且急切要求中央迅速回复电报，声称后天便将出发。当中央收到电报时，他们已整理完毕，准备踏上征程。中央面对这一情况，又能有何他法，只得予以批准。实际上，那封电报至今仍存，有兴趣者不妨一观，内容模糊不清，令人费解。延安或许以为他们已有先遣部队抵达江北，因此并未深入追问。

陷入围困之际，立即向延安发出紧急电报，期盼周恩来同志能够出面谈判以化解危机。毕竟，那时国共两党正携手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双方尚为同盟之友。

周将电话拨打至顾祝同处，质询其为何要对兄弟部队发起攻击。顾祝同态度平和地向周解释，新四军擅自进入茂林国军防御区域，违背军令，理应予以剿灭。周对此仍感困惑，不解新四军为何会擅自前往茂林，同时，众多高层均对新四军北移的决策感到不解，疑惑为何会逆向移动至南方。

当时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对皖南战役的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他指出，此战的主要失误在于政治层面。从筹备伊始，便缺乏周密的准备，既无任何应急预案，也未进行实地侦察，桥梁道路未先行搭建，更无基本的先遣队伍。部队仓促出发，如同盲人摸象，对形势一无所知，毫无准备便投身战场，如同送羊入虎口。被围困后，指挥混乱，战斗无序。令人不解的是，尽管9000人并未全部阵亡，但在八万大军的重围中成功逃脱两千人，实属奇迹。这唯有历经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兵，才能具备如此非凡的生存技能。

4

后记

新四军在成功分散突围后，余部四散逃窜，潜藏于山林之间。其中，部分部队未能幸免于国军的搜山行动，或是被捕或是遇害。最终抵达江北的队伍仅剩两千余人，他们日后成为了新四军的坚实骨干。江北原有的兵力约一万六千人，加上这批归来的老战士，总兵力接近两万人。

陈毅等人以这批两万精锐为基石，迅速壮大了队伍，使其规模扩展至十万人。

抗战胜利之际，新四军第三师的三万勇士随黄克诚将军挺进东北，此支部队日后成为“四野”军官团的核心力量。

另一支队伍则随粟裕在山东辗转作战，身担各级指挥重任。而另一部分同志则未渡过长江，他们留在南方进行游击战。直至九年后华野成功渡江，其中部分情报便是由最初未赴北方的原新四军游击队所提供。此外，还有不断有游击队前来归附，这些队伍正是当年留在江南的队伍重新集结而成。

此事的细节确实足以编纂成册，然而，概括而言，其经过大致如此。我所依据的资料包括当时双方交换的电报以及李一氓先生亲身经历此事的回忆录。

此事的来龙去脉本就一目了然。那支部队未曾预料到，自己将踏入对方严阵以待的重兵防御圈。加之敌方对我方怀有深仇大恨，我在敌占区的行动更是迟疑不决。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后勤补给，都无一例外地对己方极为不利。而指挥官的决心亦显得犹豫不决，结果导致全军几乎全军覆没。

在解放军的历史长河中，恐怕唯有“湘江之败”堪与此事相提并论。我军所犯的错误累积过多，以至于国军仅略施小计，便使新四军遭受重创。

然而，近几年来，个别人士刻意制造纷争，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事件便是广泛热议的关于延安方面为何未能及时救援新四军的问题。

鉴于新四军顽强抵抗了整整一周，周恩来未能成功说服蒋介石宽恕新四军，这无疑表明了这是借刀杀人的手段。

怎料时光荏苒，竟会天真地以为蒋委员长心慈手软？想当年，他毅然将爱子蒋经国送往苏联作为人质，不久后便发动清党运动，将陈独秀等人残酷打压，甚至不惜牺牲亲子之情。如今，新四军落入其手，他又怎会轻易放过？

“我不知道，让他们去江北，他们去了吗？去了哪里？什么？被顾祝同包围了？你先别急，我去询问墨三（顾祝同的字是墨三）。这个墨三，实在是太过分了。也许他也不知道具体情况，会不会是上官云相擅自做主（顾祝同担任战区司令，上官云相负责具体进攻）。这个上官，我马上派人前往皖南查看。皖南离重庆不远，来回只需半个月时间。”

周遭手中空虚无物，遂转而寻求宋美龄等人的协助。众人齐心协力，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这一状况持续数日。蒋介石最终被迫下令，命顾祝同停止战斗。尽管声称已停止，但实则仍秘密清理溃散的新四军长达一个多月。蒋介石与顾祝同均装作对此事一无所知，任由部下暗中忙碌。

正如丘吉尔所言，若将头颅置于狮口，谈判之举便无从谈起。

若尚感不甚满意，不妨回顾五年后的那段历史，即中原突围，其境遇与皖南事变颇相类似。在那场战役中，李先念的部队同样遭受国军的围攻，战斗惨烈无比，部队人数从四万锐减至五千。毛主席年仅19岁的侄子毛楚雄亦不幸被胡宗南捕获后惨遭活埋。彼时，周亦负责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但最终未能达成任何成果。预计未来数年，或许有人会提出，李先念的部队或许也是遭受了借刀杀人的命运。

最终揭开结局之谜，项英潜入幽深的山林，企图重组部队展开游击战。然而，不久后，他却被自己的贴身警卫员刘厚忠所害。刘厚忠夺取了项英所持有的斯大林赠予的手枪、钢笔以及他们携带的财物，投靠了国民党。关于项英的最终归宿，传闻纷纭，一说他在狱中离世，另一说则是被枪决，其确切去向至今成谜。

叶挺肩负谈判重任，却不幸沦为囚徒，直至抗战胜利方才重获自由。然而，他却在归途中遭遇空难，不幸以身殉国。

时下流行的观点认为此事乃蒋委员长所为，蒋委员长确有此等手腕，且此类举动并非鲜见。然而，个人认为此次事件恐怕并非他所为。叶挺这样的英雄人物，若是遭此不幸，若延安方面掌握确凿证据，必然是毫不留情地严厉指责。

叶挺虽已捐躯，然而中共方面却给予了其与元帅同等的全面宣传礼遇，这在一定程度上，已是对他的一份厚意。在我的记忆中，唯有那位对党贡献极大的张学良，曾享有过这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