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与两次攻打长沙

1930年夏日，以红5军为基石的红3军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对长沙发动了两次英勇的攻势。7月27日，他们首次攻克了湖南省的省会长沙，由此诞生了中国首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红3军团在主动撤离长沙之后，与赶来的红1军团于8月23日在浏阳县永和镇实现了胜利会师，共同组建了当年全国红军中规模最为庞大、战斗力最为强大的第一方面军，亦即后来的中央红军。这两件在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党史盛事，无疑使得“红色浪潮一时激荡全省”。

组建红3军团，决意攻占长沙。

在红3军团成立尚有两年之遥的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率领国民党湖南独立第5师的部分力量，发动了平江起义，并据此创建了红军第5军。平江起义，作为继南昌、秋收、广州起义之后的又一壮举，在我国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湖南乃至全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平江起义的誓师之地，位于平江东门外，天岳书院内。

面对湖南反动当局的兵力围剿，红5军果断撤出平江县城，转战至湘赣边界的深山区，跨越幕阜山至罗霄山一带。1928年12月中旬，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5军第3纵队抵达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红4军实现了胜利会师，成功“连通了湘东与赣西的联络”。红5军的第1、2纵队更名湘鄂赣红军支队，由黄公略负责，留在当地进行流动游击战。随后，红5军再次划分部队：第4纵队于湘东的平江、浏阳山区进行游击作战，而李灿、何长工率领的第5纵队则向鄂东南的通山、阳新地区扩张势力。1930年5月，黄公略奉调至江西，负责筹建红6军（亦称江西赤卫军，后改编为红3军，并被编入红1军团）。彭德怀带领红5军的主力部队从井冈山返回平江，湘鄂赣支队也回归了红5军建制。6月13日，红5军相继攻克大冶、鄂城和长江南岸的黄石港。程子华发起“大冶兵暴”，这起事件使这支国民党军队集体加入红军，第5纵队的兵力扩充至7000人，超过了红5军其他四个纵队的总和。

在红5军五个纵队于大冶县刘仁八镇及阳新县三江口镇进行休整之际，依据1930年4月3日党中央颁布的“通知103号”（涉及“阳新大冶红军成立第八军”的指令），6月15日，该军在刘仁八镇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会议出席者逾20人，其中包括红5军的核心领导如彭德怀、邓萍、李灿、袁国平、周桓、谢振亚等。此外，党中央派自上海的彭雪枫、黄克诚、谭政文、卢匿才、杨光池、萧振纲等同志，以及从上海归来的滕代远和何长工，均参与了会议，并向与会者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及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

会议作出决定：首先，红5军将辖管第1至第4纵队，而第5纵队与鄂东南赤卫军将进行扩编，组建为红8军；湘鄂赣边独立师也将扩编，成为红16军。这三个军将共同构成红3军团（此外，红8军留守鄂东南的部队将在后续扩编为红15军，并划归鄂豫皖红4军团，即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其次，将采纳积极的进攻战略与战术，以扩大湘鄂赣苏维埃区域，并要求红3军团在8月1日前扩充至5万人。最后，依据党中央下达的任务，红3军团当前的军事行动是进攻武昌或长沙，旨在与湘鄂西洪湖地区的红2军团（红二方面军的前身）协同作战，共同夺取汉口和汉阳。

红3军团成立之夜，随即对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下达的指令进行了深入讨论。该指令要求湘鄂赣红军“切断武汉至长沙的铁路”以及考虑进攻武汉或长沙。彭德怀起初反对进攻武汉，他提出，武昌城内驻有敌军五个团，且已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东湖水位高涨，地形对红军极为不利。此外，长江上布满了帝国主义军舰，沿岸仅有一条大堤可供接近城墙，敌军易守难攻。彭德怀阐述了暂时不进攻武汉的合理性，并决定派遣部分红军进占金牛、鄂城，而主力部队则南下，在武汉周边伺机对敌军进行歼灭。

红3军团由彭德怀担任军团总指挥并兼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滕代远出任政治委员，邓萍担任参谋长（后由陈毅安接任），吴溉之则担任政治部主任（因病由袁国平接替）。此外，平江县新成立的红16军拥有4000余人的兵力。至此，红3军团的总兵力达到了1.7万人。

第7师（师长邹之谟，继任者为高咏生）、第9师（师长俞庚）。

红3军团长沙首战告捷

“六月炎炎，天兵挥戈讨腐恶，万丈长缨，欲将鲲鹏束缚。”遵照彭德怀的调度，红3军团在鄂南保留部分兵力继续斗争的同时，主力部队南下，目标直指长沙。1930年7月3日，红3军团从鄂地踏入湘境，首战于岳州，成功歼灭王东原旅的主力（其余部众在帝国主义兵舰的掩护下逃往洞庭湖的君山岛）。红3军团趁胜追击，迅速占领了湘北的战略要地岳州，从而切断了武汉与长沙之间的水陆交通线。此役中，我军缴获长短枪五百余支，机关枪十八挺，野战炮四门，山炮十二门。

“平江起义的旧部重返故土！”红3军团前委与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县城召开紧急联席会议，深入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他们认为，蒋介石与李宗仁、张发奎之间的内斗刚刚爆发，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已被调往广西攻打桂军，省内防御力量空虚，长沙城内仅剩7个旅约3万人守卫。尽管红军的人数不及敌军，但自从打下岳州以来，士气高涨，具备了与敌军一战的实力。

1930年7月27日，英勇的红3军团成功攻克了长沙城。

中共湖南省委迅速派遣人员前往平江，于县城内设立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赖汝樵同志被任命为总指挥。随即发布《为实行湖南总暴动告全湘民众书》，号召边界各县的赤卫军，共计20万人，全力支援红3军团的作战。7月22日，在平江县城天岳书院（现为平江县第一中学）广场，一场一万多军民参与的活动隆重举行，旨在纪念平江起义两周年及誓师攻打长沙。彭德怀、滕代远、赖汝樵等同志在会上发表讲话，激励大家奋勇直前，攻占长沙，实现湘省总暴动的目标，并在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湘鄂赣边境的20多个赤卫队团以及近20万人的担架队、运输队，自备干粮，手持土制武器，纷纷向长沙郊区集结，仿佛重演了马日事变时期，十万农军围攻长沙的壮阔场景。

湖南军阀何键得知消息后，立即紧急调动第15师危宿钟部的3个旅以及第19师罗树甲旅，兵分三路向平江发起进攻。7月22日，敌军先锋部队的第一梯队抵达平江县的双江口与瓮江镇，第二梯队抵达长沙县的金井镇，第三梯队则抵达长沙县的春华山，形成了一字长蛇阵的阵型。红3军团敏锐地抓住了敌军在进攻部署上首尾难顾的薄弱环节，于23日凌晨在瓮江镇成功截击敌军。红8军正面强攻，红5军从两侧进行迂回夹击，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成功生擒敌团长侯鹏飞。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红3军团抽出部分兵力迅速赶往金井镇，成功击溃了敌军的第二梯队。7月24日，红3军团继续对春华山的敌军发起进攻，并成功击溃了敌军的第三梯队。在这场战斗中，红8军第4师师长何时达、第6师政委郭一清英勇牺牲。

在瓮江与金井的激战中，湘军的主力遭受了超过一半的损失。与此同时，在湘桂边境，湘军正与广东军阀张发奎的部队激烈交战，无法抽调兵力支援长沙，从而为红军攻占长沙创造了绝佳的时机。7月25日，红3军团以红5军作为先锋，在㮾梨镇搭建起浮桥，强行渡过浏阳河。鉴于敌人已在七里巷、乌梅岭等地构筑了约五个团的防御阵地，不宜采取强攻策略。彭德怀随即命令后卫部队第8军绕过㮾梨镇，从杉木港实施迂回战术。敌人面对两面夹击，被迫放弃浏阳河的防线，溃逃回长沙。

红3军团领导合照。

红3军团成功突破敌军重重封锁，将长沙城围困。7月27日黄昏时分，红8军在军团参谋长陈毅安的领导下，先锋部队两个团率先从年嘉湖、韭菜园、小吴门、浏阳门等地攻入市区。随后，各路大军纷纷涌入城内，摧毁了省政府、法院，并占领了发电厂、江岸、码头、火车站，以及营盘街上的军火库。湘军陷入溃败，残部退守至湘江西岸。约在晚上10点钟，红3军团全面掌控了长沙城，彭德怀将军的团指挥部设在了长沙东南角城墙的最高点——天心阁。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所攻占的唯一省会城市，对于红军的指战员们而言，许多人这是第一次踏入长沙，内心的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7月28日，红3军团前敌委员会作出决策，指定滕代远、邓萍、袁国平、何长工率领红8军留守长沙。与此同时，彭德怀亲自指挥红5军主力，向长沙城南的易家湾发起了猛攻。红16军以及平江、浏阳地区的农民赤卫军，则在城郊展开协同防御。易家湾，作为长沙的南大门，敌人众多物资因未能及时转移，终被红军缴获。

红军攻克长沙后，即刻从监牢中解救出数千名政治犯。其中不乏次日便将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诸如向仲华、唐延杰、唐近仁、郭鹏、乐天宇、曾佑生、许建国（又名许力清）等。将他们从囚笼中拯救，并纳入红军的政治工作团队，以及参与省、市苏维埃政府的筹备工作。红3军团的指挥所与政治部，分别设于浏阳门正街德国侨民韩理生先生的宅邸以及吉祥巷的大吉祥旅馆，对外则以正式名义挂牌办公。

湖南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0年7月29日的午后四时，十万余民众汇聚于教育会坪，在此举行盛大集会，共庆红军成功攻克长沙城。

7月30日，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告成立。随之公布的是湖南省临时苏维埃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发布了《暂行劳动法》、《暂行土地法》、《暂行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令。同时，在纱厂以及其他多个行业中，共成立了56个赤色工会。省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地点设于湖南省商会（现长沙市黄兴路步行街，已拆除）。鉴于政府主席李立三因在上海未能到职，王一芬（王首道）遂临时代理主席一职，杨幼麟担任副主席，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何长工、李宗白、张启龙、赖汝樵、胡筠等13人则担任委员。共产国际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在长沙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不仅是东方被压迫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红色灯塔，更是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的重要胜利。

红军的使命》等文章。社论强调：“《红军日报》是无产阶级的发声器，唯有它能代表无产阶级表达所有心声。”红军如同燃烧的火焰，对资产阶级毫不留情，将旧世界的腐朽一一焚毁。红军在长沙的占领历时仅10日，左基忠率领报社同仁日夜奋战，连续出版了6期《红军日报》。长沙《大公报》评论称，红军即便在军务繁忙之时，也如此重视报纸宣传，实属难得，令人敬佩。《红军日报》与《苏维埃日报》的发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献。

自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以来，陆续发布了一系列告示与法案。

“在我们队伍里，只有他和陈毅是海外游子。陈毅因长沙之战未能参与，那自然就是长工了。”

原定于8月1日举办的庆祝南昌起义三周年暨湖南省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不幸因湘江上美军、英军和日军舰艇的突然炮击而被迫推迟。红8军守城部队随即展开反击，迫使敌舰仓皇撤退至下游。集会最终于次日午后1时在教育会坪重新举行，现场再次汇聚了十万民众。与会团体涵盖了市辖的炼铅、电灯、电汽、印刷、泥木、油漆、搬运、眼镜、钟表、南货、屠业、缝纫、制鞋、伞业、藤器、茶烟、书刊、药业、餐饮、旅馆、脚踏车等工会，以及省总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残废军人协会等，共计80余个团体。尽管当天大雨如注，但群众情绪高涨。会议结束后，游行队伍从教育会坪出发，途经东长街、南阳街、走马楼、司门口、青石桥、落星田、中山东路等地，沿途秩序井然，民气沸腾。

“在这三天内，我们连续作战四次，行军里程达到一百四五十里，经历了埋伏战、进攻战和阵地攻坚战，以八千之众击溃了三万以上的优势敌军，这在军事史上实属罕见。”一时之间，红军军威大振，其声势震动中外。毛泽东亦曾评价：“红3军团对长沙的进攻，可谓意义深远，它对全国革命运动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

红一方面军组建及再攻长沙

长沙的攻克，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声望，对反动势力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敌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汪精卫等人纷纷通电斥责蒋介石“姑息共党”，而蒋介石则对外宣称共产党的行动乃受汪精卫的指使；长沙的绅商们也对何键提出指责，认为他“只顾自身实力”，导致军队撤退。

在红军与长沙激战之际，武汉行营的主将何应钦迅速做出应对，一方面调动兵力以加强防务，另一方面派遣部队增援何键。何键亦紧急集结了十五个团的兵力，如疾风骤雨般直扑长沙，并在益阳与部将陶广、刘膺古密商反攻之策。部署各部完毕后，于8月2日将指挥中心从益阳迁至长沙西郊的望城坡，并通过电报指令驻扎湘潭的刘建绪第19师，由新河口渡过河流，于8月5日下午3时从长沙北面发起对小吴门的攻势；陶广所部与王东原部则协同行动，分别从电灯公司码头和水陆洲码头渡河，向城北门及大西门发起攻击；罗藩瀛的部队与彭位仁的旅团则从长沙南郊的大托铺出发，于6日凌晨前抵达火车南站，对城南门方向展开猛烈攻势。

完成部署后，何键带领指挥部成员从望城坡迁移至裕湘纱厂，并亲自前往停泊在湘江的帝国主义军舰，恳请其为我军渡江提供掩护。8月5日下午3时，敌军15个团分别从北门、大西门、南郊发起猛烈攻势，实施南北夹击，激战持续了一整夜。尽管红军各部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但终究因敌强我弱，于6日凌晨被迫转移至经武门外的阿弥岭。至此，红3军团实际控制长沙已达10天。然而，由于驻市中心的军团政治部尚未成功突围，彭德怀与陈毅安毅然决然率领一个师返回，迅速将政治部人员安全接出。遗憾的是，军团参谋长兼长沙战役前敌总指挥陈毅安中弹，因失血过多而英勇牺牲。6日上午，全军撤离长沙城，彭德怀命令红5军3000余人占领长沙市浏阳门外高地，以阻止敌军从南向北的推进。

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滕代远。

“长沙战役作为一次战役袭击，其策略是正确的；但若将其视为攻取长沙、夺取武汉、进而影响全国暴动的行动，那么这恰恰是立三路线的典型体现。”

然而，李立三依然抱有夺取长沙以推动革命高潮的期望，因而派遣中央代表涂振农多次敦促毛泽东率领红1军团火速驰援红3军团。红1军团在从闽西长汀县奔赴湘东浏阳县的征途中，途经牛行车站进行佯攻南昌的示威行动，并在文家市大捷中击败了戴斗垣旅。终于在1930年8月23日，抵达了浏阳县永和镇，与红3军团成功会师。永和镇距离浏阳县城约30公里，而长沙则相距110公里。当晚，两军团的领导人在永和镇外的李家大屋召开会议，依照党中央的决策，合并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司令，毛泽东、滕代远则担任正副总政委，朱云卿、杨岳彬分别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与此同时，还成立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以及负责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中华工农革命委员会，毛泽东被任命为总前委书记和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林彪、谭震林则担任总前委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委员。

红一方面军，作为全国红军中最为强大的主力部队，其诞生地定在了永和镇的李家大屋，这一地点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历史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追溯其源起，湘赣边区的秋收起义和平江起义均为红一方面军（亦即中央红军）的摇篮。这支历经南昌起义、湘南暴动，并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一路走来的队伍，不仅拥有卓越的政治与军事素养，而且其指战员绝大多数出自湘鄂赣地区，其中更不乏众多英勇的湖湘子弟。

23日晚，新近组建的红一方面军持续召开会议，严格遵照党中央的指示，研讨了发起对长沙的第二次攻势的具体安排。尽管红军拥有超过三万的兵力，然而在攻坚所需的装备、技术和经验方面却显不足。28日午后，朱德与毛泽东在浏阳镇头发布了《红一方面军进攻长沙的命令》，命令红1军团向小吴门进发，红3军团则朝浏阳门方向进攻长沙城。与此同时，何键已集结大量援军，武汉行营亦增派数个师级部队入湘，意图从平江、浏阳两翼对长沙城外的红军进行夹击。长沙守军兵力增至31个团，城外的防御工事更是增设了电网。德国亦派遣军舰在湘江上游巡弋，伺机进行配合。形势对红军日益严峻，尽管从8月29日下午至9月12日上午，红军奋战不懈，弹药与补给消耗巨大，却依然未能攻克城池。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说服了随军督战的党中央及长江局代表，以及两个军团的领导干部，主动撤回了对长沙的进攻，沿株洲、宜春一线退回赣南根据地。此后，彭德怀率领红3军团在江西投入了保卫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役。

在红军对长沙发起的第二次攻势中，部队围困敌军长达十六日，激战数个昼夜，战线绵延超过三十里。尽管我军成功歼灭敌军两个团，击毙及受伤敌军逾千，俘虏亦达千人，然而红军自身亦承受了不小的损失。彭德怀事后对这场战役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指出，革命的发展步伐和战略部署，应先着眼于夺取全省政权和消减敌军主力，随后再逐步扩大胜利的版图。他强调，面对装备精良、拥有空中飞机、地面火车与汽车，以及水面上军舰和轮船的敌军，若无稳固的根据地，将难以展开有效的战斗；而若不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亦无法建立起坚实的根据地。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越来越多共产党人开始认同毛泽东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第二次对长沙的进攻未能取得成效，这一经历对毛泽东而言历历在目。后来在延安，他对斯诺坦言：“若将首次占领视为一种权宜之计，无意坚守城市，无意固守并在此地建立政权，那么这一行动的效果也可视为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在全国革命运动中引发的波澜是相当巨大的。试图将长沙打造为根据地，却未在后方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与战术上都是失策的。”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不仅是对长沙战役以及“立三路线”军事冒险主义的深刻剖析，而且也在党史上留下了两笔重要的遗产，即中国首个省级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和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