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面临中越困局，邓小平的绝密情报成关键转折点

资料来源：厦门大学学术典藏库《经济因素对中越关系的影响 --- 基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越南历》、人民论坛网《中越建交 65 周年回顾：经验与反思 (8)》

1978 年的世界暗流涌动，中越关系急转直下。

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加兄弟”，为何沦为剑拔弩张的对手？

此时中国刚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与华国锋却在会议上爆发激烈分歧。

可就在开战前夕，苏联突然发出战争警告，远东部队异动！

华国锋急问是否调整计划，邓小平却掏出一份绝密情报……

1978 年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冷战对峙仍在持续，世界格局处于微妙而复杂的变动之中。

中越两国曾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结下深厚友谊，中国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期间，倾尽全力提供援助，不仅输送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生活物资，还派遣军事顾问团协助作战，为越南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越关系在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逐渐发生变化。

冷战时期，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积极在全球范围内扩展势力范围。

越南作为东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成为苏联试图拉拢的对象。

苏联希望通过扶持越南，增强其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进而对中国形成战略包围态势。

而越南在取得民族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膨胀，加之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开始奉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在苏联的支持和怂恿下，走上了与中国敌对的道路。

1978 年越南政府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敌对行为不断升级。

首先越南有组织地对在越华侨进行大规模迫害和驱逐。

越南地方当局以各种荒谬的借口，如“清查敌特” 等，对华侨的财产进行没收，关闭华侨开办的工厂、商店，迫使大量华侨失去生计。

在胡志明市、河内等城市的华侨聚居区，越南军警公然闯入华侨家中，抢夺财物，甚至对华侨进行暴力殴打。

许多华侨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强行驱赶至边境地区，他们只能携带少量随身物品，多年积累的家业毁于一旦。

据相关统计截至1978 年底，约 28 万华侨被迫离开越南，踏上回国之路，不少人在途中经历了种种磨难，有的因伤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死亡，有的则因饥饿和寒冷陷入绝境。

与此同时中越边境局势也日趋紧张。越南军队频繁越过中越边境线，在云南、广西边境地区非法埋设大量地雷，修筑军事工事。

越军还经常无端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严重威胁到中国边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据不完全统计，1978 年全年中越边境地区发生的武装冲突多达 1108 次。

在广西龙州、靖西等边境地区，许多村庄遭到越军炮火袭击，村民们的房屋被炸毁，农田无法耕种，学校也因战火而停课，孩子们失去了正常的学习环境，边民们每天都生活在恐惧和不安之中。

中国政府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越南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其停止在边境地区的挑衅行为，但越南方面对此置若罔闻，反而变本加厉地加剧边境冲突。

1978 年 11 月 3 日越南与苏联签订了《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苏越正式建立军事同盟关系。

根据条约规定双方在一方受到威胁时将进行协商，并采取相应措施保障两国安全。

这无疑给了越南更大的底气，使其在对中国的挑衅行为上更加有恃无恐。

同时苏联也借此进一步加强了在东南亚地区的军事存在，苏联海军获得了使用越南金兰湾军港的权利，大批苏联军舰进驻金兰湾，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活动范围得以大幅扩展，这对中国南海地区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而在北方苏联早已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面临着来自苏联和越南的双重军事压力，战略环境日益严峻。

同年12 月越南更是悍然发动了对柬埔寨的侵略战争，出动约 15 万军队，迅速占领了柬埔寨的大片领土。

越南领导人黎笋宣称“柬埔寨是越南历史上的一部分，我们要帮助柬埔寨人民建立新政权”，其扩张野心昭然若揭。

柬埔寨一直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不仅破坏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直接威胁到中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使得中国在周边地区面临更加复杂和严峻的安全形势。

面对越南的种种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始终保持着克制，秉持着和平外交政策，希望通过外交谈判途径解决中越之间的争端，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然而越南却将中国的克制视为软弱可欺，继续其侵略和挑衅行径，将中国逼到了退无可退的境地。

1978 年末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的发展战略，全国上下正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但中越边境日益紧张的局势，成为了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

在12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否对越采取军事行动展开了深入讨论。

华国锋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开战可能带来的影响表示了担忧。

他在会议上指出，当前国家正处于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一旦发动战争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被投入到军事领域，这必然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他强调从东北的工业基地到南方的农业产区，许多建设项目都需要稳定的环境来推进，战争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这些项目停滞甚至倒退，这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损失是巨大的。

在外交方面华国锋认为，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关键阶段，即将正式建交。

如果此时爆发战争，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力可能会借机发难，利用舆论和政治压力，对中美建交进程进行干扰，使来之不易的外交成果付诸东流。

他还提到在之前的中美建交谈判中，美方曾对中国周边局势表示关注，暗示中国若陷入军事冲突，可能会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因此对于战争可能带来的外交风险，必须谨慎对待。

对于苏联方面的潜在威胁，华国锋更是不敢掉以轻心。

他根据最新的军事情报，向与会人员介绍了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情况，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驻扎了大量军队，且金兰湾有苏联太平洋舰队驻守，若中国出兵越南，苏联有可能趁机从北方发动进攻。

他担忧中国的国防防线能否抵御苏联的进攻，以及国家的军工生产和后勤保障体系是否能够支撑可能出现的两线作战局面。

而邓小平在会议上则表现出了坚决反击越南挑衅的立场。

他严肃地指出，越南近年来的行为极其嚣张，从大规模驱逐华侨到频繁在边境制造武装冲突，其种种行径已经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损害了中国边民的生命安全，中国不能再对越南的挑衅行为坐视不管。

邓小平强调苏联与越南勾结，试图通过越南在东南亚牵制中国，形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若中国不采取果断行动，苏联和越南将会更加肆无忌惮，中国的战略环境将进一步恶化。

他目光坚定地说：“打，必须打！不打不足以平民愤，边境的百姓被越南骚扰得日夜不宁，我们作为共产党人，有责任保护人民的安全，绝不能让老百姓继续生活在恐惧之中。”

邓小平还指出不打不足以稳定边疆，只有给予越南沉重的教训，才能使其收敛野心，换来边境地区的长久安宁。

同时他认为不打不足以震慑霸权主义，通过坚决的军事行动，能够向世界展示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决心，打破苏联和越南的战略压迫。

经过多轮激烈的讨论和深入的分析，中央领导集体综合考虑了军事、经济、外交等多方面因素，最终做出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重大决策。

这一决策既体现了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意志，也展现了中国在复杂国际局势下，审时度势、果断决策的战略智慧。

12 月中旬军委扩大会议召开，重点讨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具体作战方案等相关事宜。

许世友上将首先发言，他拍着桌上的边境冲突报告，愤怒地历数越南的种种恶行。

他表示越南对中国边民的迫害和对边境的挑衅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中国军队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给越南一个深刻的教训，让其知道中国不是好惹的。

徐向前元帅则神色凝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担忧。

他作为长期负责军队建设的领导人，深知此次作战的复杂性和严峻性。

徐向前指出越南背后有苏联的支持，苏联在中苏边境和金兰湾的军事力量不容忽视。

一旦中国出兵越南，必须充分考虑苏联直接介入的可能性，提前做好两线作战的预案，对武器弹药储备、战略预备队调配等方面进行周密规划，确保万无一失。

他强调军事行动不能只看眼前的战斗，更要从全局战略安全的角度出发，要有长远的规划和考虑。

李先念同志则从经济角度出发，表达了对战争可能影响国家经济建设的忧虑。

他翻开经济发展规划文件，提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宝钢、葛洲坝等重点项目都处于关键建设时期。

战争不仅会消耗大量的物资，战后的重建工作也需要投入巨额资金，中国必须要算好经济账，尽量减少战争对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冲击。

他建议在制定军事行动方案时，要充分考虑经济因素，寻找军事行动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点，将战争对经济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邓小平认真听取了每位同志的发言，在大家讨论稍作停顿后他沉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大家的顾虑都有道理，但越南的挑衅已经严重威胁到国家的核心利益，对越作战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不过邓小平也提出，这次作战要把握好尺度，做到有限、有节制。

中国不搞全面战争，不长期占领越南领土，而是要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

这样既能有效震慑越南，又能避免陷入战争泥潭，减少对国家经济和外交的不利影响。

邓小平的这一思路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策和作战方案制定指明了方向。

1979 年农历大年初一，邓小平踏上了访美之旅。

1 月 29 日在华盛顿白宫，邓小平与卡特总统举行了会谈。

邓小平向卡特展示了越南入侵柬埔寨的军事地图，并严肃地指出，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不断在东南亚地区扩张，其侵略行为已经严重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不能坐视周边局势失控，可能需要采取必要的行动来维护自身安全和地区和平。

卡特翻阅了相关情报资料后，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中国的行动，但他表示美国理解中国在地区安全上的关切，希望局势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这次会谈中国向美国传达了捍卫国家主权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决心，同时也摸清了美国对中越问题的态度，为后续中国对越军事行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国际参考依据。

邓小平回国后立即向华国锋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了访美成果。

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对越军事行动进行讨论。

邓小平在会上阐述了对越作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表示在国际上，中国已经向美国表明了立场，且周边一些友好国家也对中国的处境表示理解。

在军事上经过多次推演和论证，作战方案已经成熟可行。

在外交上中国也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能够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外交负面影响。

华国锋尽管对战争仍然存在一些担忧，但经过多轮讨论和对形势的分析，他也认识到维护国家主权刻不容缓。

最终他表态支持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决策，并强调全党全军要团结一致，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实施。

1979 年 2 月 9 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作战命令，确定于 2 月 17 日发起对越自卫反击战。

决策敲定后中国领导人迅速展开了战前准备工作。

邓小平主持召开军事战略研讨会，他在摊开的中越边境地形图上，用红笔在谅山、高平一带圈画，再次强调作战范围要严格控制在边境纵深50-60 公里，要让越南清楚中国此次行动是惩戒性质，而非占领目的。

他要求参谋部按照“有限战争、速战速决、先打后谈” 的方针，制定详细的分阶段作战计划，确保能够在短期内达到军事震慑效果，并顺利撤回。

华国锋坐镇国务院，负责统筹协调全国资源，为前线作战提供物资保障。

在物资调配会议上他仔细核对各军区提交的需求清单，强调前线的弹药、粮食、药品等物资必须足量供应，运输线路要确保24 小时畅通无阻。

同时他还致电沈阳、北京军区负责人，要求密切关注苏联动向，北方边境的二线部队要保持高度戒备，做好应对苏联可能军事行动的准备，防止苏联趁机在北方边境挑起事端。

为了保障后勤运输，全国铁路系统紧急调配了500 列军列，将大量的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西南边境，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坚实的后勤支持。

徐向前元帅带领总参谋部人员加班加点，梳理作战指挥体系中的漏洞。

他强调通信系统是作战指挥的关键，必须确保万无一失，各部队之间要建立多重联络渠道，以保证信息传递的畅通无阻。

徐向前亲自审定了作战指挥流程，并要求在昆明、南宁设立前线指挥部，以便更好地指挥作战，确保军令能够迅速传达和执行。

经中央研究决定，任命杨得志为昆明军区司令员兼西线总指挥，韩先楚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东线总指挥，两位经验丰富的将领接到命令后，迅速奔赴前线，展开作战部署工作，肩负起了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任。

与此同时参战部队从四大军区紧急集结，迅速向中越边境开进。

为了提高部队在山地和丛林环境下的作战能力，各军从老兵中抽调骨干力量，组成“尖刀连”，并针对越南边境的地形和作战特点，开展了丛林穿插、夜间突袭、山地攻坚等针对性训练。

部队在艰苦的训练环境中，磨练了意志，提升了战斗力，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好了充分准备。

而在北方边境中国军队也进入了防御阵地，通过构筑工事、埋设地雷等措施，形成了坚固的防线，防范苏联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确保后方安全。

在外交战线上，中国也积极行动起来。

2 月 16 日上午黄华外长召见越南驻华大使，当面宣读了中国政府的声明，指出由于越南当局不断对中国边境进行武装挑衅，中国政府被迫采取自卫反击措施。

同时中国还通过外交渠道，向联合国及周边国家通报了中越边境的情况，强调中国此次军事行动严格限定在边境地区，目的是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非是要扩大战争规模。

这些外交举措，向国际社会表明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正义立场，最大限度地争取了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为对越自卫反击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中央军委战前会议进入最后议程时，一份标着“绝密” 的加急电报被送入会场。

电报显示北方边境雷达监测到苏联远东军区部队有小规模异动，同时苏联当天发表声明，警告中国如果对越南发动攻击，苏联将履行其与越南的盟国义务。

这一情况让决策层内部再次出现紧张气氛。

华国锋立即召集军委成员紧急磋商，他询问大家：“苏联的表态比我们预计的更强硬，我们是否需要调整计划？”。

正当讨论陷入胶着状态时，邓小平拿出了一份绝密情报。

当他将这份情报放在桌上时，所有人的表情都变得异常凝重......

这份绝密情报是三页加密电文的破译件，来源为中国安插在苏联国防部的情报人员“海燕”。

电文详细记录了1979 年 2 月 12 日苏联国防部作战会议的全部内容，参会人员包括勃列日涅夫、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等 17 人。

情报显示乌斯季诺夫在会上提交了代号“南方盾牌” 的作战计划：拟从驻东德集群抽调 2 个坦克师，协同远东军区第 5 集团军，在中苏边境实施钳形攻势。

但总参谋长奥加尔科夫当场反驳：“东德集群现有 8 个师对峙北约 12 个师，抽兵将导致防线出现 150 公里缺口，美军侦察机已连续三天抵近侦察该区域。”

更关键的记录出现在第二页：勃列日涅夫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后拍板：“对华行动限于外交谴责和武器援助，远东部队进入三级战备即可。”

他特别强调，“阿富汗局势已牵制我们 15 万兵力，不能再陷入东方战场。”

情报还附带了苏联国防部后勤总局的秘密报告，显示其欧洲方向弹药储备仅能维持45 天高强度作战，远东军区的油料缺口达 30%。

邓小平用手指点着电文中“三级战备” 的字眼：“这是苏联的标准战备等级，意味着部队仅在营区待命，不进入阵地。他们要是真想动手，会宣布一级战备。”

他让参谋打开地图，“你们看，苏联远东军区的铁路运力现在是每天 32 列，要集结起能发动进攻的兵力，至少需要 45 天。”

华国锋逐字核对情报中的数据，问总后勤部部长张震：“我们的北方防线能支撑 45 天吗？”

张震起身回答：“沈阳军区已储备 3 个基数弹药，北京军区在张家口构筑了三道反坦克壕，配合新列装的红箭 - 73 导弹，能迟滞敌军进攻。”

华国锋随即指示：“再加派 2 个地空导弹营到满洲里，确保制空权。”

2 月 16 日 22 时昆明军区前指收到中央军委特急电：“明日行动时间不变，西线部队需在 72 小时内切断 4 号公路。”

杨得志立即召集各军军长开会，将作战地图铺在弹药箱上：“13 军从巴丹山口突破，14 军负责牵制老街守敌，记住，炮兵射击诸元已锁定，偏差不能超过 50 米。”

2 月 17 日凌晨东线战场出现意外情况。

42 军 125 师 373 团在穿插至班庄时，与越军特工队遭遇。

团长孙文轩在电台里向许世友报告：“敌人穿着我军制服，正在破坏桥梁。”

许世友当即下令：“启用第二套识别信号，让工兵营带炸药包，五分钟内炸掉那座桥，不能让敌人断我后路。”

同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武官谢尔盖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递交照会称“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越南”。

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在接待时注意到，谢尔盖的公文包上有明显汗渍，照会文本存在三处涂改痕迹。

这份细节报告传回中央后，邓小平说：“这说明他们内部还在争论，色厉内荏。”

2 月 18 日西线部队遭遇开战以来最激烈抵抗。

13 军 38 师 114 团在进攻朔江时，被越军隐藏在溶洞中的火力点压制。

师长刘桐树在电话里向杨得志请战：“请求调用喷火器连！”

杨得志批准后补充：“每摧毁一个火力点，要拍照存档，战后作为越南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证据。”

北方边境的监控数据显示，苏联远东军区的米格- 25 侦察机单日侦察频次增至 6 架次，但始终在距离中国领空 10 公里外盘旋。

沈阳军区空军司令员曹双明向中央报告：“我们的歼 - 7 已挂弹起飞 12 架次，每次都保持 3 公里距离伴飞，对方未做出敌意动作。”

2 月 19 日联合国大会就越南提出的 “谴责中国侵略” 提案进行投票。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陈楚在发言时，展示了1978 年越军在边境埋设地雷的卫星图片：“这是越南在友谊关附近埋设的 PMN 地雷，已造成 37 名中国平民伤亡。”

最终提案以49 票赞成、58 票反对被否决，其中 12 个不结盟国家投了反对票。

2 月 20 日东线部队攻占谅山外围的扣马山。

41 军 121 师发现越军在此修建了大型地下工事，内有粮食、弹药储备库。

师长郑文水在战报中写道：“工事内发现大量中国援助的‘永久’牌自行车，被改造成弹药运输车。”

这份战报附上照片后，由中央军委转发至各部队，极大鼓舞了士气。

2 月 21 日邓小平在听取前线汇报时，特别询问了伤亡情况。

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回答：“截至昨日，我军伤亡 1.2 万人，其中阵亡 3876 人。”

邓小平沉默片刻后说：“通知后勤部门，每个烈士的家属要发放 500 元抚恤金，要安排专人上门慰问。”

2 月 22 日苏联向越南运送的首批援助物资抵达海防港，包括 120 门 D-30 榴弹炮。

中国情报部门通过卫星监测到，这批物资卸载用了7 小时，比正常效率慢了一半。

“这说明越南港口工人在消极怠工。” 情报分析报告中这样判断。

2 月 23 日西线部队完成对高平的合围。

14 军 40 师 118 团在搜索时，发现越军 346 师的作战日志，上面记载 “1978 年 12 月接收苏联顾问团 23 人”。

杨得志当即指示：“把日志翻译成中文，作为苏联干涉的证据，通过新华社发布。”

2 月 24 日华国锋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战后边境重建方案。

他指着广西壮族自治区提交的报告说：“靖西县有 12 个村庄需要整体重建，要按抗炮设计标准施工，房梁要用直径 20 厘米以上的圆木。”

他特别要求：“学校要优先重建，9 月 1 日前必须让孩子们复学。”

2 月 25 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将于 3 月 1 日开始撤军。

美国国务院立即发表声明：“欢迎中国的克制行动，这有助于地区稳定。”

同日苏联宣布向越南再提供5 亿美元军事援助，但未提及是否派遣志愿军。

2 月 26 日撤军前的扫尾作战中，55 军 163 师在谅山市区发现越军设置的化学武器仓库，内有 200 枚 CS 催泪弹。

师长边贵祥向中央建议：“用推土机将仓库封存，派一个连看守，邀请国际红十字会现场核查。”

3 月 1 日首批撤军部队开始回撤。

42 军 124 师在途经复和地区时，遭遇越军伏击。

副师长赵连玉在组织反击时牺牲，成为此战牺牲的最高级别军官。

许世友接到报告后，命令124 师：“停止撤退，消灭这股敌人再走，不能让烈士白牺牲。”

3 月 3 日苏联太平洋舰队的 “明斯克” 号航母编队抵达南海，但始终在距离越南海岸 200 海里的公海游弋。

广州军区海军司令员吴瑞林向中央报告：“我们的 051 型驱逐舰已在西沙海域展开，形成警戒圈，对方未进入 12 海里范围。”

3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中越边境冲突的十项声明》，其中第七项宣布 “将在边境地区设立 10 公里宽的非军事区”。

越南外交部次日回应称“绝不接受”，但实际上越军已开始从边境后撤。

3 月 8 日撤军部队通过友谊关回国时，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乔晓光向战士们赠送了绣球：“这是壮族群众连夜绣的，每个绣球上都有‘平安’二字。”

3 月 10 日最后一批苏联顾问撤离越南。

情报显示他们在离境前销毁了全部文件，包括与越南军方的联络密码本。

“这表明苏联在为战争扩大化做准备的同时，也在预留退路。” 中央情报局的分析报告这样认为。

3 月 12 日撤军部队在龙州地区清剿残敌时，解救出被越军扣押的 87 名华侨。

其中65 岁的陈老汉告诉部队：“越军在 1978 年 11 月把我们关进集中营，每天只给半斤米。”

这些华侨的证词被录像后，作为证据提交给了国际人权组织。

3 月 15 日最后一批部队撤回国内。总参谋部统计显示，此次作战共摧毁越军军事设施 1150 处，缴获武器装备 2.1 万件，其中包括苏联制造的 SA-7 导弹 32 枚。

3 月 16 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总结：“这场仗有三个没想到：一是苏联反应这么弱，二是越南抵抗这么差，三是国际社会理解这么多。”

他特别强调，“要把作战经验总结成 12 条，纳入军校教材。”

3 月 20 日国务院下发《关于恢复边境生产的通知》，规定 “边境地区农户可享受三年农业税减免，每亩地补贴 5 公斤化肥”。

广西、云南两省迅速组织了200 个工作组，深入边境村庄落实政策。

3 月 25 日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黎笋在会上承认 “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但仍坚持 “继续进行人民战争”。

会议决定将北方部队从18 个师扩编至 25 个师，这一情报由中国驻越南大使馆传回后，邓小平批示：“这是虚张声势，他们的兵源已枯竭。”

4 月 1 日中国与美国正式签订《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两国建交后的首个政府间合作文件。

协定涉及能源、农业等6 个领域，其中农业合作项目包括向中国提供杂交水稻技术。

4 月 5 日华国锋视察葛洲坝工地，看到工程进度比计划提前了 17 天，高兴地说：“打仗期间没停工，还提前了，说明我们的队伍是有战斗力的。”

工地负责人汇报：“有 32 名职工的家属在前线参战，他们都写了请战书，要求坚守岗位。”

4 月 10 日中越边境贸易开始恢复。

广西凭祥口岸当天通关的货物有5 车皮，以农产品为主。

边检站的记录显示，首位入境的越南商人携带了300 公斤咖啡，用中国援助的 “飞鸽” 牌自行车驮运。

4 月 15 日总参谋部颁发《对越自卫反击战作战总结》，其中指出 “我军在通信保障方面存在 3 类 17 项问题”，包括 “丛林地区电台通信距离缩短 40%”。

这份总结推动了后来军用跳频电台的研发。

4 月 20 日苏联宣布从东德撤军 1 个师，将其调往远东。

但情报显示该师的装备运输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滞留了5 天。

“这说明苏联的运力已到极限。” 总参谋部的评估报告这样认为。

5 月 1 日北京举行庆祝劳动节游行，参加游行的有 12 名从对越前线回来的英模代表。

其中来自55 军的战斗英雄李作成举着 “保卫边疆” 的标语牌，经过天安门时，受到观礼台的热烈鼓掌。

5 月 10 日中国与泰国签订《中泰贸易协定》，规定双方用人民币结算。

泰国成为战后首个与中国签订新贸易协定的东南亚国家，当年双边贸易额即突破1 亿美元。

6 月 1 日广西、云南边境的 120 所学校全部复课。

教育部的统计显示，复课率达到98%，比战前提高了 5 个百分点。

靖西县某小学的开学第一课，校长讲述了边防军保护学校的故事。

6 月 15 日苏联召开华沙条约组织会议，试图协调成员国对越南的援助立场。

但波兰、匈牙利代表明确表示“经济困难，无法提供援助”，最终仅达成 “政治支持” 的空洞协议。

7 月 1 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为外资进入中国打开了法律通道。

其中规定“合营企业的一切活动应遵守中国法律”，这一条款被认为是吸收了对越作战的经验教训。

7 月 15 日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正式启动建设。

参与规划的专家后来回忆：“特区的防御设计参考了边境作战经验，重要设施都建了地下防空洞。”

8 月 1 日建军节阅兵式上，首次展示了对越作战中缴获的苏联制造 T-62 坦克。

解说词中提到：“这是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铁证。”

9 月 1 日边境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至战前水平。

广西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早稻亩产达到280 公斤，比 1978 年增长 7%。

凭祥市农民陆大娘家收了500 公斤稻谷，她特意留了 100 公斤，说要 “送给解放军尝尝”。

10 月 1 日国庆 30 周年庆典上，对越作战英雄代表在观礼台就座。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我们用自卫反击战证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欺的。”

12 月 31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年度报告：1979 年中国 GDP 比上年增长 7.6%，其中工业增长 8.5%，农业增长 6.1%。报告特别指出，“边境冲突未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这份绝密情报后来被收录进《新中国军事外交档案》，2010 年作为 “对越自卫反击战决策系列文件” 之一解密。

档案显示从1979 年 2 月 17 日至 3 月 16 日，中央军委共收到相关情报 387 份，平均每天 6.4 份，为战争决策提供了实时支撑。

历史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发现，这场战争产生了三个深远影响：一是确立了“有限战争” 的军事理论，二是加速了中国与西方的军事技术合作，三是坚定了改革开放的决心。

正如邓小平在1980 年所说：“打了这一仗，我们才能安安心心地搞建设，这个道理要让后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