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周总理突遇空难险境，毛主席智施奇策，助他万隆破局扬威

1955年4月11日的傍晚，一则惊天噩耗如同晴天霹雳般击中了新中国的领导核心。印度航空公司执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印尼上空骤然遭遇灾难。晚上6点11分左右，飞机右翼发动机突发火情，随后便坠入海中。机上包括11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在内的所有人员，未能幸免于难，全部罹难。

罹难乘客中，有八位是计划前往万隆参加会议的中国外交代表团成员。其中包含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以及外贸部干部石志昂。他们本肩负着重要的外交使命，却不幸踏上了这趟不归的航班。

此次空难绝非偶然。调查很快揭示，这并非一起简单的航空事故。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恐怖袭击，其矛头直指当时计划乘坐该航班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也就是周恩来总理。然而，万幸的是，周恩来总理最终并未登上这架死亡航班。他的临时行程调整，使其与这场劫难擦肩而过，为接下来的外交博弈留下了至关重要的转圜余地。

外交征途中的伏击

时间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彼时，冷战格局已然形成，西方国家对新中国施加了重重封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迫切需要在全球舞台上开辟属于自己的空间，拓展外交渠道。同时，亚非地区的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取得独立，这为中国带来了希望，预示着团结进步将成为新的世界潮流。

1953年，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活动中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些原则迅速获得了众多亚非国家的认同和拥护。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意识到，应抓住这次成功的契机，进一步深化和拓宽新中国的外交影响力。毛主席对此深表赞同。面对国际上的封锁与孤立，中国不能重蹈闭关锁国的旧辙，必须积极“走出去”，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

其他亚非国家也怀有相似的愿景，他们深知，若不团结一致，便可能永远沦为大国博弈中的傀儡。正是在这样的共同愿望下，1955年，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这五个国家共同发起号召，决定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一场意义非凡的亚非国家会议。中国也应邀出席。

这次万隆会议汇聚了29个国家的代表。然而，摆在中国面前的局面颇为严峻：当时，中国仅与其中6个国家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更具挑战性的是，在其余23个国家中，有数个甚至仍将外交关系维系在台湾当局名下。周恩来总理深知，如果他能亲率外交代表团出席会议，必将有力扭转新中国在外交上的劣势，促使更多亚非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联系。

这无疑将是对台湾当局长期苦心经营的外交格局的沉重打击，也将间接推动海峡两岸的统一进程。从任何角度来看，出席万隆会议都势在必行。然而，大洋彼岸的蒋介石坐不住了。他始终怀揣着“反攻大陆”的幻想，眼见新中国步履稳健地发展，他的内心便愈发焦灼。因此，他下定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破坏这次会议。美国与蒋介石持有相同的立场，他们对新中国的红色政权心存敌意，更惧怕亚非国家实现真正的联合。鉴于此，即将召开的万隆会议，注定会充满各种不确定因素。

香港机场的阴影

在如此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周恩来总理毅然决定启程。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现实难题：新中国刚刚成立，技术基础薄弱，尚未拥有可以执行远程飞行的飞机。周总理若想前往万隆，必须首先抵达香港机场，在那里转乘由印度方面提供的飞机。原定周总理乘坐的，正是印度航空公司旗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这架飞机在当时印度航空公司的机队中，无疑是性能最为优越的机型之一。为了完成此次意义重大的任务，“克什米尔公主号”被临时指定为周总理及中国外交代表团的专用飞机。

然而，想到漫长的航程，特别是需要经过香港这样的敏感地区，周总理心中始终存有不安。他深知，敌人极有可能在飞机上动手脚。毕竟，周总理曾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对于国民党的各种手段，他再清楚不过了。为了严密防范可能的袭击，周恩来总理特意做出了周密的部署：在出发前几天，香港机场的航班仍照常起降，包括“克什米尔公主号”在内。只有在正式出发的那一天，这架飞机才被启用为专机，旨在最大限度地避免引起敌特分子的注意。同时，印度方面也对相关消息进行了严格保密，力求万无一失。

然而，即便如此千防万防，特务们还是找到了可乘之机。当万隆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传到台湾，那边的情报部门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他们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得知周恩来总理将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印度尼西亚。于是，一个阴险的计划迅速被敲定：通过在飞机上安装炸弹的方式，实施对周恩来总理的刺杀。

然而，香港机场的安保措施异常严格，由台湾特务机构培训的刺客很难混入机场内部。试想，一个陌生人若突然在机场这种敏感区域出现，无异于明目张胆地告诉当地警方，自己是犯罪嫌疑人。台湾方面绞尽脑汁，最终想出了一个“曲线救国”的主意：既然自己的特工难以渗透，那就用重金收买机场内部的员工，让他们代为执行这项任务。

经过对众多机场员工资料的缜密分析，台湾特务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名叫周驹的年轻人身上。当时，周驹约20来岁，在香港机场担任清洁工。他家境贫寒，父亲嗜赌如命，欠下了巨额债务。更重要的是，周驹的社会关系极其简单，由于性格内向，他几乎没有朋友，与机场同事的交流也极少，是一个在人群中非常不起眼的小角色。

这种人，被台湾特务认为是最适合执行暗杀任务的对象。很快，台湾方面的特务便秘密地找到了周驹。起初，周驹得知要刺杀新中国的领导人时，吓得魂飞魄散，怎么都不愿意。但他很快就屈服了，因为台湾特务承诺，只要他完成这件事情，就能获得50万的巨额赏金。这笔钱对于在机场当清洁工的周驹来说，是他一辈子也赚不到的数字。为了这笔钱，他决定铤而走险，赌上自己的人生。

1955年4月11日，悲剧发生当天，“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香港机场停留。就在这时，周驹带着他的清洁工具，看似平常地登上了飞机。清扫飞机本身就是他的日常工作内容，因此，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然而，在他的工具箱中，周驹秘密藏匿了一管特殊的“牙膏”。这当然不是真正的牙膏，而是一颗被巧妙伪装成牙膏形状的定时炸弹。周驹在飞机内部巡视了几圈，确认没有人注意到自己后，便按照预定计划，将这枚定时炸弹隐秘地藏在了飞机右侧的一个角落。

果然，正如台湾方面所预料的那样，当飞机载着中国代表团的成员飞到半空中时，预设的炸弹猛然炸响。台湾方面在第一时间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所谓“周总理客机坠毁”的新闻。随后，莫斯科、纽约等地的报纸，也都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一时间，全球哗然。然而，台湾方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周恩来总理并不在这架飞机上。

金蝉脱壳的妙计

周恩来总理的缺席，并非偶然。就在飞机出发前夕，他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的诚挚邀请。经过深思熟虑，周总理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先行前往缅甸仰光进行访问，以便在亚非会议召开前，与缅甸总理就相关前期事项进行定夺。正是这一临时的行程调整，使周恩来总理侥幸避开了这场针对他的致命袭击。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幸运。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新华社记者沈建图、杜宏、李平、郝凤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因工作需要，依旧按原计划先飞往万隆。不幸的是，他们踏上的，正是一趟夺人性命的死亡航班。

“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传遍全球，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震惊。香港警方迅速对此案展开调查。很快，警方的目标便锁定了周驹。然而，周驹心知自己已犯下弥天大罪，因此，在警方展开抓捕之前，他已经抢先一步，借助于特务的帮助，成功逃到了台湾。

这次事件，无疑在许多中方代表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不少人都开始劝说周恩来总理，既然遭遇了如此危险的袭击，便不宜再前往参加会议，以免特务们再次下手。然而，这些阴暗的手段，丝毫未能动摇周恩来总理的决心。他坚定地认为，越是这种时候，才越应该前往。他指出，如果我们因为飞机失事便畏首畏尾，那将来在外交场合，中国又如何能立足发言？

毛主席在第一时间便得知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消息。当确认周恩来总理安然无恙时，毛主席才勉强松了一口气。然而，即便总理幸免于难，中国也失去了八位宝贵的外交人员，这份血海深仇，绝不能被遗忘。毛主席在短暂的悲痛之后，开始深入思考，如何才能确保周恩来总理接下来的行程安全？

周恩来总理的这趟行程已经暴露，特务们既然得知他安然无恙，必定还会留有后手。看来，一场与特务的斗智斗勇不可避免。不久，周恩来总理收到了从北京发来的加急电报，正是毛主席传来的指示。毛主席经过缜密思考之后，为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一个周全的计划。

当时，由于要先行前往缅甸访问，周恩来总理正在昆明停留。毛主席的计划是，让周恩来总理立即向印度再包租一架专机，秘密地飞往缅甸仰光。与此同时，对外则放出虚假消息。在所有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要制造出周恩来总理仍然留在昆明的假象。

之所以如此部署，正是利用了特务的心理。特务们虽然知道周恩来总理没事，但他们肯定会认为，经历了飞机失事这样的大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会对参加会议一事产生犹豫，甚至可能取消行程。因此，毛主席的计划就是让特务们相信，周恩来总理已经不打算参加万隆会议了。

这样一来，特务们就会误以为，即便没有成功刺杀周恩来总理，但也已经达到了破坏会议的目的。再加上根据假消息，周恩来总理仍在国内，特务们没有下手的机会，因此，他们便会暂时偃旗息鼓，放松警惕。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周恩来总理已经乘坐秘密专机前往缅甸仰光，自然可以平安无事地抵达。

于是，周恩来总理严格执行了毛主席的这个计划，果然成功瞒过了特务的眼睛，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金蝉脱壳”。就这样，1955年4月18日，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带领下，如期出现在了万众瞩目的万隆会议会场。

当周恩来总理的身影出现在会议现场时，在场有人惊愕不已，有人则情不自禁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因为在此之前，全世界都在猜测，经历如此险境之后，周恩来总理是否还敢前来。而周恩来总理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不仅敢来，而且是抱着让亚非国家大团结的雄心壮志而来。即便敌特搞破坏，也丝毫无法动摇中国的信心。

云端上的风采

当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参与万隆会议的，虽然都是处在贫弱之中的亚非国家，但各国之间依然存在严重的分歧。有人倾向于苏联，有人则亲近美国；有人渴望稳定，有人则寻求突破。因此，会议刚一开始没多久，会场内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就在这混乱的局面中，周恩来总理挺身而出，他用掷地有声的话语说道：“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句话瞬间得到了在场所有亚非国家领导人的广泛认同。随后，在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又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求同存异”。这两场发言，使周恩来总理成为会议上无可争议的焦点人物，也为亚非国家指明了未来外交的方向。

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不可磨灭的成就。正是从万隆会议开始，中国的国际形象开始稳步提升。过去，中国在许多国家的心目中，往往是一个落后且被误解的形象。然而，在亲身接触周恩来总理后，许多国家的代表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人是充满智慧的。

即便几十年过去，那些曾经参与过万隆会议的代表们，都还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总理的风采。这位来自中国的外交官，以其出色的个人魅力和卓越的外交智慧，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是最忙碌的人，连睡眠时间都被压缩到了最短。根据资料显示，在短短的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已经参加了16次会议，进行了10次会谈，并同时出席了15次宴会活动。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如此忙碌，正是为了向世界全面展现新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在周恩来总理的斡旋之下，许多国家纷纷与台湾当局解除了外交往来，与此同时，与新中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合作关系。可以说，万隆会议是新中国外交“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是中国从亚洲走向国际舞台的敲门砖。在此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总理成为了中国外交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此后，他又多次出席大规模的国际会议，为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不懈奔走。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外交智慧，美国政治家基辛格曾评价他为“我所见到的，真正非凡的人物”。

而确保这一切的顺利进行，除了领导人的高瞻远瞩，还有一群默默付出的空中护航者。新中国早期，由于缺乏远程飞机，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往往需要租借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种方式在安全方面很难得到完全保障，也给敌特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53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要从空军中选调优秀的飞行员到民航工作，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专机队伍。

25岁的张瑞霭，曾任第三野战军第28军某部教导员，1949年进入哈尔滨航校学习飞行。他正是被周总理亲自点名调往民航的精英之一。张瑞霭被任命为新中国民航第一个飞行大队的队长，并同时担任周总理及其他中央首长的专机机长，由此开启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专机飞行任务。他回忆，总理曾提议：“我不能老坐外国人驾驶的飞机，我们也成立了空军，为什么不从空军里面找一个优秀的飞行员来飞专机呢？”

1957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目睹了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的忙碌工作后，提出要赠送一架专机给周恩来总理。当年7月，一架全新的伊尔-14型飞机出厂，苏联政府按照约定将其赠送给中国。张瑞霭受命对这架编号为600（后为防止敌特破坏，改为678）的专机进行试飞。他在空中飞行了将近一个小时，落地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前来，张瑞霭向总理敬礼并报告：“总理这个飞机我上去飞了，飞机质量很好、设备也很好，请总理上飞机参观。”总理欣然同意。这架伊尔-14专机配备了两个额外油箱，能够多载800公斤燃油，并装有两部发动机以增加飞行高度；客舱内还设有办公桌和绿色丝绒大沙发。

1959年，随着中国外交事务日益扩大，国家从苏联购进了性能更先进的伊尔-18型飞机，它的油箱更大，飞行高度更高，内部空间也比伊尔-14大得多，成为周总理第二架用于远航飞行的专机，编号为208。周恩来总理一生中乘坐最多的就是这两架编号分别为678的伊尔-14和208的伊尔-18飞机。总理对飞行速度情有独钟，曾对张瑞霭说：“飞机速度快、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总理在乘坐飞机时从不休息也不睡觉，无论航程远近。

然而，飞机在当时仍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交通工具。1969年9月3日傍晚，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因病去世。当晚，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乘坐专机，由张瑞霭驾驶，前往越南首都河内参加葬礼。张瑞霭回忆，在告别胡志明主席遗体时，总理哭得很厉害，因为两人关系非常深厚。吊唁结束后，总理叮嘱机组成员当天返回。尽管报告显示从河内到南宁航线上有大面积雷雨云，夜间能见度极差，不适合起飞，但考虑到国内形势，周总理在仔细询问情况后，仍坚持要走。机组成员紧急磋商并向国内汇报后，决定冒险起飞。

起飞后约半小时，飞机便进入了雷雨区。整个航线被雷雨包围，乌云翻滚，巨雷轰鸣，一道道闪电如同利剑般劈向驾驶舱。飞机在强大的气流中剧烈颠簸，如同茫茫大海中的孤舟。张瑞霭描述当时的情景：“雷雨、闪电围着飞机，也很危险，威胁飞机的安全。怎么飞呢？上也看不清楚，左右都看不清楚，像夜间一样，打雷、闪电，飞机像被斧头劈的感觉。”在驾驶舱内，张瑞霭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心情极度紧张。总理卫士张树英想去提醒机长注意，却被总理制止：“不要，你不要去干扰张局长，他会有办法的，他有经验。”经过大约半小时的东绕西突，机组人员使出浑身解数，终于飞越了雷雨区。

然而危险并未完全解除。当他们即将到达南宁机场时，又接到报告，南宁也急降暴雨，能见度不足一公里，降落十分困难。张瑞霭再次出汗，衣服又湿透了。飞机需要落地加油才能继续飞行，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冒险降落。机场跑道积水很深，如果飞机偏离跑道，或刹不住闸，后果不堪设想。机组人员借助机场助航灯光和机上雷达设备寻找跑道。张瑞霭沉着冷静地告诉机场：“你们准备好消防车、救护车，所有的灯光都打开。”在滑跑过程中，雨势更大，跑道灯光模糊不清。机组人员紧张而严密配合，飞机终于在跑道上慢慢停了下来。飞机刚停稳，周恩来总理就来到了驾驶舱，向机组成员表示慰问：“谢谢你们，辛苦了，我下去就忙了，下面还要迎接我，还有事。飞得不错，我坐你们的飞机很放心，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很放心、信任你们。”

1965年5月，208号专机奉命执行周恩来总理访问坦桑尼亚的专机任务。这是中国飞机首次远航非洲，任务异常艰巨，途中需经过巴基斯坦、伊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12个国家，行程超过4万公里，要飞越高山、沙漠，并穿过赤道抵达南半球。尽管面对如此长途远行，机组成员多少有些担忧，但周恩来总理登机后，首先来到驾驶舱内，同每位机组成员一一握手。他亲切地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航飞得最远的一次，我们一定要飞出去，我跟你们一起来实践！”总理的鼓励，极大地增强了机组成员完成远航任务的决心。

万里长征的空中序章

可以说，无论是面对敌特的阴谋刺杀，还是面对极端恶劣的自然条件，周恩来总理及其团队都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智慧。从“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劫难中“金蝉脱壳”，到驾驶中国自己的飞机万里远航，每一次挑战都成为新中国外交前进的注脚。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新中国不仅突破了西方世界的重重封锁，更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广泛尊重和认同，为未来的大国外交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