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的传真机卡纸了，日本社会的数字化困局，远比想象中更严重

首相大人，文件卡住了。

凌晨3点的东京，当高市早苗因为一台卡纸的传真机而不得不亲自跑到首相公邸时，整个场面透着一股让人哭笑不得的荒诞感。这事儿就发生在2025年10月7日，在野党议员第二天要在国会上质询，各部门通宵准备的答辩材料堆积如山，等着首相审阅。结果呢？高市早苗住在议员宿舍，收文件的工具竟然是一台老旧的传真机，收个10页就闹罢工，逼得她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亲自跑一趟公邸处理。

这画面要是放在某个搞笑剧里，估计效果会很好。可一旦你知道这是G7成员国日本的真实日常，那股凉意就从脚底板冒上来了。日本的网民们瞬间就炸开了锅，各种吐槽排山倒海：数字厅是摆设吗？这是什么石器时代的办公方式？传真机卡纸了，所以大家只好凌晨两点半陪着一起上班，这种事居然真的在发生。

其实，因为传真机而出洋相，对日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时间倒回几年，新冠疫情最吃紧的时候，全世界都在用大数据追踪病例，日本的医疗体系却固执地抱着传真机。东京，这个聚集了无数顶尖IT企业的大都市，在2020年就因为传真发送失败、工作人员看错数字等原因，愣是搞出了111例漏报和35例重复统计的乌龙。

情况到了大阪更是离谱。2022年，大阪市一口气漏报了超过1.2万个病例，原因还是那个——医疗机构发来的传真报告堆积如山，保健所的职员根本来不及手动录入系统。神户市最夸张的时候，一个保健所一天就能收到2100份传真。读卖新闻在第六波疫情时做过调查，多个主要城市的病例报告，竟然有一半是通过传真和当面提交这种纸质方式完成的，静冈市的纸质提交比例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96%。

你以为日本政府没想过改变吗？他们也推行过数字化上报，效果一度还不错。可笑的是，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后续的采访，疫情一缓和，不少医疗机构又悄悄换回了传真机。东京新宿区保健所，疫情时超过八成的医疗机构都线上化了，到最后坚持下来的只剩下8家。政府对此竟然一无所知。

传真机，这个由英国人亚历山大·拜恩在1843年就发明了原理的古老玩意儿，似乎在日本被赋予了某种神圣的使命感。一位媒体人中岛惠曾分析过，日本人之所以如此迷恋它，理由听起来简单又顽固：操作简单，号码不容易出错，收到就是白纸黑字，安心。说白了，就是一种习惯，一种不愿意改变的惰性。

可数据不会骗人。到了2024年，仍有24.5%的日本家庭拥有传真机。这个数字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代沟。在20多岁的年轻人家庭中，这个比例骤降至1.6%。年轻人宁可用邮件、云服务，这些在老一辈看来可能不够正式的东西。

传真机只是冰山一角，它背后是整个日本社会在数字化转型道路上步履维艰的缩影。前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时候非要用纸，非要用传真，仅仅是因为需要盖上那个小小的印章。这就是所谓的印章文化。一个智库曾统计，日本中央政府的5.5万种行政程序里，能完全在线办理的，只有区区4000种。

你以为只有传真机？2021年，东京警视厅丢失了两张存有市民信息的软盘。对，你没看错，就是那个容量只有1.44MB，现在许多年轻人都没见过的方形塑料片。直到2024年7月，日本数字厅才慢吞吞地修改规定，不再强制要求用软盘作为记录媒介。

这种僵化甚至蔓延到了最高议事殿堂。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在电视节目上吐槽，日本国会至今在全体会议上都不许带iPad念稿，给出的理由更是奇葩——有损国会体面。

体面这个词，在这里显得无比讽刺。为了维持一种虚无缥缈的体面，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被严重拖累。京都大学的本田悦朗教授说，现在世界上主要国家里，名片上还印着传真号码的，基本上也就剩日本了。

当首相因为传真机卡纸而凌晨奔波，当防疫数据因为手动录入而错漏百出，当国会议员因为一块平板电脑而被指责有损体面时，大阪府前知事桥下彻的那个问题就显得格外刺耳：一旦有事，日本这个国家，究竟还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