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秘书王仲芳亲述：将军的沉浮人生”

一

"罗瑞卿秘书王仲芳亲述：将军的沉浮人生"

毛泽东曾言：“罗长子若立于我旁，纵然天穹倾塌，亦由他担当。”

罗瑞卿在公安战线辛勤耕耘了整整十年，此后，他身兼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多重要职。然而，在“文革”前夕，他不幸遭遇磨难，历经了十年的艰辛岁月。文革结束后，他又毅然站在了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沿。

今日，我国曾担任罗瑞卿同志政治秘书的资深长者王仲方，将倾情分享他对于罗瑞卿同志的深刻印象与独到见解。

1966年春节，王仲方远赴京城，心怀对老领导罗瑞卿的深切思念。然而，这一次的探访，他却未能如愿以偿，未能与罗瑞卿相见。

王仲方（以下简称王）：罗瑞卿在长达十年的公安工作中，曾多次受到毛主席的批评，其中不乏严厉的指责。

比如说，在“三反五反”运动期间，有人对他提出指控，指出他在1951年赴广州考察工作时，挥霍无度，铺张浪费，甚至毛主席亲自点出了他的名字，令他感到极度的紧张与不安。

鉴于那次我与他同行，我对这一情况有所了解。因此，我协助罗瑞卿撰写了一份检讨书，毛主席审阅后表示满意，从而顺利通过了考验。

于是，我在心中暗想，罗瑞卿这次恐怕又遇到了麻烦，难道我又该帮他撰写一份检讨书吗？秘书却告诉我，千万别这么做，现在的情形与以往大相径庭。鉴于此，我便没有前往。

随后，王仲方重返青海省的岗位，于中央下发的文件中捕捉到了关于罗瑞卿的最新动态。1966年3月18日，罗瑞卿在面临无端批判、无处诉说的困境下，从自家楼阁一跃而下。他并未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但自此以后，左腿的健康状况也一去不复返。

王：自上海会议落幕，北京随即召开军委会，对罗瑞卿展开批判。事态逐渐升级，批判之词愈发尖锐，罗瑞卿面对这些无以应对的问题，最终陷入了无法自拔的境地。悲剧收场，罗瑞卿选择了以跳楼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位于缎库胡同的三层小楼，其上层被称为阁楼，主要用于存放物品，空间狭小。他便是从这阁楼的窗户攀爬而出，跃下地面。尽管楼体并不算高，若从四至五层的高度坠落，后果不堪设想，他早已命丧黄泉。

罗瑞卿断腿受批斗

王仲方在查阅中央下发的文件时发现，中央明确指出罗瑞卿所犯错误，乃修正主义的错误，实为资产阶级野心家企图篡夺军权、反党叛国的错误。

此刻，王仲方才深刻地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并断定自己不可避免地将遭受波及。

王：罗瑞卿同志的问题一经浮现，尽管其核心在于军队领域，并未波及至公安系统，然而，鉴于我身为一名资深公安工作者，且与他共事多年，彼此间的关系尤为亲近，我们常犯的通病是，一旦某个人遭遇不幸，便会追溯至其祖辈三代，即便他在职场上取得了显著成就，其影响亦需被彻底肃清。因此，我恐怕难以逃脱此命运。

1949年，中央着手筹备组建公安部，毛泽东同志紧急电召罗瑞卿同志至北平，任命其为公安部部长。

七月，罗瑞卿履新伊始，公安部积压待批的文件堆叠如山。正是在这一关键时刻，王仲方加盟罗瑞卿麾下，担任了他的政治秘书。

王：寻觅一位合适的人选担任罗瑞卿身边的助手，然而众人却犹豫不决。罗瑞卿行事高效，对工作要求严格，若稍有疏漏，其批评之严厉，往往不留情面。因此，许多人对于加入他的团队心生畏惧。

拖延已久，文件与电报的堆积日益沉重，最终我向罗瑞卿致信，表示若无人选合适，我将尝试承担此任；若不适宜，自当另行挑选人选。

在王仲方眼中，罗瑞卿虽以严谨著称，却并非全然不近人情。追溯至延安时期，当王仲方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一名学子时，便已向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提出过建议。

王：经过一个多月的授课，罗瑞卿向同学们征询反馈，询问大家对课程有何看法。同学们纷纷表示，罗瑞卿的授课非常出色，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时，我站起身，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他询问我有何见解，我回应道：“你自打来到这里授课已有时日，却未曾见你展露笑颜。我猜想，你或许是对于我们这些来自大后方的学生有所微词。”

罗瑞卿深情地表达道：“我并非对诸位存有偏见，亦非轻视你们。对于你们选择来到抗大深造，我内心充满喜悦。然而，我却是强颜欢笑。原因在于，我在红军的战斗岁月中，不慎造成了嘴部伤害，导致无法正常张开。因此，即便我想要笑，却也无法做到。还请各位多多包涵。”

1936年5月，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长。在此期间，他莅临中央红军教导师进行工作检查，并与教学骨干合影留念。照片中，位于左四位置的是罗瑞卿同志。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检验后，王仲方的工作才干赢得了罗瑞卿的充分肯定。

王：踏上征程之际，我自报家门，称自己是您的学子，抗大三期的学员。罗瑞卿同志却笑着回应，指出我并非他的学生，我们同是毛主席的忠实学子。

王仲方指出，在国家初创之际，公安事业肩负着维护社会安全和稳定的重要使命。

王：国民党特务意图制造首都的骚乱，于是他们选择了有轨电车总站辛店作为纵火目标，导致数十辆电车化为灰烬。鉴于当时电车数量本就有限，特务此举意在引发交通瘫痪，进而扰乱民心，造成社会动荡。

那时类似的破坏行为频发。譬如，辅华火药厂遭遇爆炸，翠明庄亦然，那是国共和平谈判期间，中调处执行部驻足之地，叶剑英等领导亦在此居住。突然间，火光冲天，烟雾弥漫，一时之间，不是这地冒烟，便是那处火起，整个场面变得异常紧张。

二

罗瑞卿，作为我国首任公安部部长，系毛泽东同志亲自钦点之才。

在新中国成立的初始阶段，公安系统遭遇了复杂的混乱局面。罗瑞卿同志在担任十年公安部长的期间，积极推动了“镇反”等一系列重要行动，成功摧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潜伏特务机构。与此同时，公安部也肩负起保卫中央领导人的重任。

秘书王仲方表示：罗瑞卿实质上是毛泽东身边的一名资深警卫。因此，毛泽东曾感慨地说：“罗瑞卿若是立于我身旁，纵使天塌地陷，亦有人承担。”

1951年，遵照毛泽东的命令，罗瑞卿领导全国公安系统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

王：自该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大量涉案人员被捕，同时也有众多犯罪分子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昔日那些犯下滔天大罪的罪犯被捕后，便仿照杀人前贴出的告示，昭告世人其罪行及其所犯何罪。

此外，对罪犯执行枪决乃是一种公开的威慑手段，旨在使那些残余的国民党散兵游勇心生畏惧，不敢轻举妄动。若尔等再行破坏之举，我即刻便会予以严厉镇压。因此，尽管镇反运动持续了一年有余，但其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1951年五月，我国镇反运动迎来了决定性的胜利，公开的破坏行为显著减少。然而，隐蔽的特务活动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罗瑞卿同志随即指示，各地公安机关需强化隐蔽战线的斗争力度。

王：因此，当时便向广东省公安厅施加了努力，旨在增强其力量，确保炸弹无法越过韶关。

在我国的南大门，绝大多数特务行动未能得逞，然而，仍有少数特务得以潜入首都。1954年6月，蒋介石派遣了外号“赛狸猫”的盗贼段云鹏，其目标直指我国的最高领导层。

王：段云鹏，国民党的王牌，算是天字第一号的杀手，据说他能翻墙入户，也善于打枪。蒋介石让他来暗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他也居然利用他的旧关系到了北京，几次到北京来，我们都没抓住他。

自国家建立以来，保障中央领导人的人身安全成为公安工作的核心职责之一。在获悉段云鹏潜入我国，意图伺机对中央领导人进行暗杀的消息后，罗瑞卿深知不能坐待其变，于是果断决策，巧妙布设陷阱，诱使他落入我方掌控之中。

1954年国庆节前夕，我国公安部门精心部署，成功将盗贼段云鹏捉拿归案。

王：将他制服后，罗瑞卿即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闻言，脸上露出喜悦之色，便戏谑道：“这人的轻功定然了得，何不让他施展一番，让我们一睹为快。”

在“镇反”运动的洗礼中，罗瑞卿领导下的公安战线屡创佳绩，成功打赢了隐蔽战场的斗争。

1956年，这一年全国案件发生率达到了历史最低点，真正实现了让民众夜不闭户的安宁。即便在深夜，人们也能安心入睡，无需担心。路不拾遗，意即即便拾到物品，也不会私自占有，连小学生也会将捡到的零钱主动上交给交通警察。由此可见，那一年社会的治安状况无疑是历史上最为优越的。

在王仲方看来，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守护毛泽东主席的安全视为首要任务。

王：若毛主席欲亲临北京天桥剧场观赏戏曲，罗瑞卿便心怀忧虑，必亲自前赴剧场，实地考察周边的安全防范措施，并检查警卫的布置情况。

此外，毛主席所坐的椅子，他总是一先行试坐。每当毛主席外出，罗瑞卿便会亲自陪伴左右。每逢5月1日和10月1日的庆典，天安门广场都会举行盛大集会，夜间更是有晚会活动，罗瑞卿几乎总是紧随毛主席身边，因此，他实际上充当了毛泽东主席的一位重要贴身保卫人员。

当然，他同样关切其他领导人的安危，然而在毛主席的安全问题上，他深感自己肩负着非同寻常的特别重任。

在建国之初，按照既定惯例，公安部的报告首先需提交至政务院。然而，毛泽东未能亲自审阅该报告，遂特地召见罗瑞卿，对他进行了针对性的批评。

王：毛泽东指出，你们拜错了神庙，如此关键性的公安工作，如此重大的事务，为何不向我汇报？

周总解释道，相关报告确实已经提交，并已送达我的手中，只是我尚未将其转交给您。

今后需直接向毛主席呈送报告。当时的规定是，我们每月必须提交一份综合性的报告。

自此，公安部迅速建立了直接向毛泽东主席请示报告的完整制度。王仲方回忆道，当时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履职表现甚是满意。

王：毛主席与罗瑞卿之间维系着深厚的友谊，毛主席对罗瑞卿关怀备至。每当罗瑞卿出现任何问题，或是他人有所反映，毛主席便会及时告知，提醒他需留意；至于其他领导人若有任何意见，毛主席都会指示罗瑞卿亲自前往，向他们阐述情况。

罗瑞卿在处理事务时，总是追求高效与卓越，对此，毛泽东曾对他这种工作态度提出了警示。

王：毛主席曾告诫他：“水若过于清澈，便无鱼可游；人若过于明察，则难觅良朋。”

他自然也相当注重细节，不过他的严肃态度可是出了名的。

三

1959年，罗瑞卿告别了他辛勤耕耘了十年的公安领域。

罗瑞卿卸任公安部职务后，王仲方亦随之被调往青海省委，展开新的工作征程。

王：1965年，他的职业生涯达到了巅峰。在这一年，他担任军委秘书长，同时也是军委常委。鉴于林彪频繁因病缺席，实际上由他肩负起主持工作的重任。尽管在名义上，贺龙是主持工作的领导者，但所有具体事务均由他亲自操持。

在那一历史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一份极具分量的报告备受瞩目，原定由林彪将军亲自呈现。然而，林彪将军未能现身，这份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肩上。这份报告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其影响深远。

在那个时期，罗瑞卿可谓是意气风发，而且无论是在哪个方面，他的工作都进展得相当顺利。

1965年，王仲方目睹的罗瑞卿正值“意气风发”之际，他却未曾察觉，竟有人对他心生不满。

身为总参谋长，罗瑞卿常就日常工作事宜向负责军委日常事务的贺龙进行请示。林彪随后对罗瑞卿建议，应进一步增进沟通，尽管已有一定程度的交流，但仍需予以加强。

贺龙、罗瑞卿、张爱萍、林彪

王：当时我想，他或许缺乏警觉，也可能得罪了若干人士，尤其是那些资深的将领们。当然，林彪对他是相当不满的，正是这一层关系，才导致林彪对他诸多挑剔。于是，便有各种各样的借口被寻找到，用以对罗瑞卿进行指责。

1965年11月，距上海会议召开尚有九日，罗瑞卿同志前往苏州，向林彪同志汇报了工作。整个谈话氛围平和而融洽。随后，罗瑞卿同志依照既定计划，飞赴大西南地区进行实地地形考察。

王：他似乎并未察觉到任何不妥，深信自己拥有毛主席的坚定支持。在他看来，毛泽东的指引便是至高无上的信赖，一旦有所偏差，毛泽东自会适时点拨。

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他措手不及，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他难以承受。在上海会议召开之前，他心中毫无防备。

1965年1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此会议亦被称作“上海紧急会议”。在会议召开前，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对于会议的具体内容均一无所知，以至于在会面时彼此间还需相互询问以探悉详情。

在会议召开的前三天，罗瑞卿缺席了会议。直至12月11日，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通知后，罗瑞卿方才抵达上海，参加了此次会议。

那时的罗瑞卿，未曾料及，一场风暴悄然将至。

王：谈及上海会议，那一次他遭受的整顿，自不必说，这场上海会议本身便笼罩着谜团。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毛泽东在那时召开上海会议，又将罗瑞卿从领导岗位上移除？

1965年12月，正值上海会议召开之际，王仲方因健康困扰，正于上海接受治疗。

时任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赴上海参会，王仲方特地前往锦江饭店拜访这位老友，从而获悉了上海会议即将召开的消息。然而，在王仲方看来，此番会议与中央其他会议并无显著差异。

王：在中央召开会议时，我作为青海省委的秘书长，时常受邀参与，因此，在我看来，这样的会议每年举行一两次实属常态，并无特别之处。

王仲方事后才意识到，上海会议的气氛与他曾参与的其他会议截然不同。

本次会议的保密程度极高，连秘书与随员亦不得参与。往常文件多由秘书负责保管，然而此次却不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亲自将文件逐一交付至每位与会者手中，并每人发放了一个小型保险柜，确保文件不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会议一经启动，便营造出了一种极为神秘的氛围。

12月11日，一架专机将罗瑞卿及其夫人郝治平接至上海。然而，罗瑞卿夫妇并未踏入锦江饭店，而是被直接载至一处隐蔽的小院，实施软禁。

罗瑞卿、郝治平伉俪

王：在会议进行至中途之际，他被紧急召回，当时他正身处云南边境，实地考察地形，随后接到开会的通知。

在航班途中，他依旧埋头于文件的处理。直至飞机降落，踏入住所的那一刻，周总理与邓小平的出现，方才让他深感意外。

上海会议内容迅速在党内传达。会议主要聚焦于罗瑞卿所提出的反对林彪、抵制过分强调政治以及不应向党组织索取过分支持的三大议题。

王：会议在上海圆满结束后，上海市委的副书记便向我传达了相关信息。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实在难以置信。

很快，胡耀邦抵达了上海，我向他询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胡耀邦表示：“无需忧虑，尽管罗瑞卿的军队职务已被免去，但他的副总理以及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位尚未被解除。鉴于毛主席与他关系深厚，相信毛主席不会对他有所不利。”

自罗瑞卿个人遭遇灾难起，一场波及全国的大劫难在中国境内迅速扩散开来。

1967年四月，身处青海之地的王仲方，对罗瑞卿的消息已一无所知。

正如他自评，身为一位资深公安工作者，罗瑞卿的前任秘书，在那场狂风骤雨般的冲击面前，他无处可逃。

王：周总理得知我负责青海的政法工作，便询问王仲方同志目前的行踪。听说他已被隔离进行反省。

林彪当时在场，语气坚定地说：“王仲方，我四处搜寻，却始终未能觅得他的踪迹。他与罗瑞卿关系密切，对罗瑞卿的事务了如指掌，应当将他挖掘出来。”

刘贤权抓了我。

王仲方说，林彪的一句话决定了他6年的牢狱之灾。

王：一个至关重要的议题在于探究罗瑞卿如何对上海的公安力量进行有效管控与调度。此外，江青在上海期间，她又是如何被派遣特工进行跟踪、监视，乃至窃听其通话内容的。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他告知我，只需将此事说明白，便能即刻获得释放。我再次强调，我对此事实在一无所知。

他们屡次询问，最终怒拍桌面，言辞强硬：“若你不从实招来，那便让罗瑞卿替你担当罪责。”

在长达五年的囚禁岁月里，王仲方凭借鲁滨孙式的坚韧精神，勉力支撑着自身的信念。

直至某日，得益于看守的一次举动，王仲方洞察到了问题或许有望迎来转机。

王：林彪所乘飞机爆炸的消息，我虽未曾亲闻，却有所察觉。

某日，看守员忽然将我的囚室之门敞开，并将我所阅读的书籍尽数没收。然则，两日之后，书籍竟又悉数归还。然而，细观之下，却发现那些“老三篇”以及毛主席语录，上面林彪所书写的字迹，均已遭悉数撕去。

根据我在党里面这么多年的经验，到了这种地步，林彪一定出了大事，不然不会把他的语录什么的都撕掉。

四

于狱中，王仲方日复一日地阅读着《青海日报》。至1971年，他察觉到报纸上关于林彪的报道突然中断，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他断定：林彪遭遇了变故。这一发现，为王仲方带来了重获自由的曙光。

1972年，王仲方走出了长达六年的牢狱生涯。

次年，相隔十年之久的岁月，他再次与罗瑞卿重逢。

王：当我拜访他时，他正安坐于沙发之上。他骤然起身，与我热情握手，却久久未能开口。

随后，我向他们讲述了我的遭遇，提及我的年迈父亲，他曾是相识之人，却不幸被饥饿和迫害夺去了生命。他们听后显得十分难过，纷纷表示难以置信，竟然与你的父亲产生了关联。

1977年，罗瑞卿重拾中央军委秘书长的重任，彼时已年过古稀。他以此为契机，激励自己成为“拼命三郎”，渴望弥补那些逝去的光阴。

1978年，胡耀邦审阅并定稿，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该文在党内激起了热烈的讨论。罗瑞卿亦以自身行动表达了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支持立场。

王：此事一经提出，华国锋表示反对，同时负责宣传工作的汪东兴亦持相同态度。此后，陆续有更多人士对此表示不认同。

随后，又有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文章问世，它再度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尺度。鉴于党校的组织工作，胡耀邦不便亲自露面，于是这项任务便落在了罗瑞卿的肩上。

罗瑞卿断然应允：“我来负责。”于是，他将稿件递交给解放军报社。罗瑞卿亲自审阅了数遍，对文章进行了多次修改。这篇文章对于推动“解放思想”运动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在那个时期，“两个凡是”的论调仍广泛流传，罗瑞卿的这一行动在他人眼中似乎蕴含着不小的风险。王仲方回忆道，1978年6月下旬，罗瑞卿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的决意显得尤为坚定。

王：有人劝告罗瑞卿，这篇文稿宜不问世事，不宜公开发表。

罗瑞卿回应道，无妨，《人民日报》虽不能刊登，但《解放军报》自是可行，毕竟那时他正负责军队事务。若真需问责，那就责怪我吧，你们尽管发表。

因此，那篇论文一经发表，倡导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便愈发深入人心，小平同志亦公开发表了意见，这最终成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思想引领的重要一环。

重返岗位后，罗瑞卿深切地体会到行动上的不便，昔日穿梭于各地视察、调研的情景已无法重现。他迫切地渴望摆脱轮椅的束缚，重获自由灵活的行动能力。

王：此时，有人向他透露，告知他的双腿有望康复。而西德似乎是最为理想的去处。

彼时担任卫生部长的是罗瑞卿的昔日战友，提及前往西德之事，我定当鼎力相助，助你康复。罗瑞卿当时渴望拥有自由行动与工作的权利，于是他毅然前往。

在罗瑞卿即将启程之际，王仲方专程前往西山探望他。彼时，罗瑞卿虽腿脚不便，但整体健康状况尚佳。王仲方回忆道，他当时对于罗瑞卿赴德国就医的决定持有保留意见。

王：临行前一日夜，医生突感不适，无法成行，于是紧急更换了另一位医生，而这位新医生对患者的健康状况并不熟悉。

抵达西德后，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关节置换也进展得十分顺利。外籍医师告知他，翌日便能下床行走。他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愉悦。

“胸口不适。”待夫人郝治平匆匆赶到时，他已不幸离世。

1978年8月3日，我国著名将领罗瑞卿在德国波恩不幸辞世，享年七十二载。

在1980年5月20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为罗瑞卿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