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我在武大的激荡岁月

来源：自《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一书中摘录如下，原文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于2005年9月。

作者：刘道玉，武汉大学前校长。

我们那一代步入大学校园的学子，恰逢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转型时期，期间局势迭变，政治运动频仍，诸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派”以及“大跃进”等运动层出不穷。这些运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校园的教学秩序，更对我们年轻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触动。

1955年盛夏之初，《人民日报》接连披露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份重要材料。在这些材料的注释中，毛主席明确指出：“这些胡风分子，实则伪装成普通人士的反革命势力，他们巧妙地掩饰真相，让人误以为他们只是些普通的文化人士。”“原先的判断认为他们仅是一群单纯的文化人士，实则不然，他们已渗透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这个反革命派系及其地下组织，其宗旨在于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根据中央的指示，一场针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查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后又转变为一场旨在肃清所有隐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通称为肃反运动。

高等教育机构历来被视为阶级斗争的“风向标”。鉴于武汉大学拥有悠久的历史，该校有不少教职员工系自国民党时期延续而来，因此，武汉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肃反工作的重点对象。随着中央通知的下达，武汉大学迅速成立了肃反领导小组，并决定从干部及大学生中挑选出108人，专职脱产参与肃反工作。我也正是这批被抽调的脱产“干部”中的一员，根据规定，我需暂停学业一年，直至1958年方能毕业。

面对学校党组织的决定，我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感到这是党组织的信任，有一种光荣感，能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做一份贡献是义不容辞的；另一方面，又怕丢了学业，推迟毕业时间，这与我“三级跳”式的学习经历和超前的个性是相悖的。特别担心在肃反工作结束后，把我们转为政工干部，这又与我要当诺贝尔式的发明家是矛盾的。经过思想斗争，我服从了党组织的决定，因为那时我已写了入党申请书，表明自己愿意做一个共产党的忠实追随者。

身为一名平凡的肃反工作者，我对学校肃反工作的整体布局一无所悉。当时，肃反工作细分为办公室、专案组、材料组以及外调组等多个部门，而我被指派至外调组。鉴于严格的保密条例，我对其他部门的运作情况同样缺乏了解。根据后续的统计数据，此次立案审查及遭受批斗的人员总计达73人，这一数字约占全体教职工的8%，显著超出了毛主席对于反革命分子占比预估的1%至3%。

外调组的工作与采购组相似，我们依照材料组或专案组提供的调查大纲，寻访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索回他们撰写并由所属单位党组织盖章的证明文件。外出调查通常由一人负责，偶尔也有两人同行，但多数情况下，我独自完成这项任务。在调查过程中，若需对公职人员进行询问，通常会有该单位的相关人员陪同；而若需提审在押犯人，我们则只能将调查大纲交予监管人员，由他们负责提审，我本人一般无法参与。总体而言，调查工作进展顺利，完全遵循政策规定进行。然而，有时也会遇到证人不幸去世或线索中断的情况，导致我们不得不空手而归。

彼时，交通与电信设施颇为落后，外调工作尤为艰辛。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前往的地点遍布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广西、广东六省，共计三十余县，百余单位。尤其在湖南的零陵、新化、洞口等地，只能徒步攀爬险峻的山岭；在广西的县城，则只能乘坐人力车；至于河南，因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导致供应紧张，甚至有时面临饥饿的困境。

1956年5月的尾声，我在海南岛执行外调任务期间，不幸遭遇了一宗抢劫案。那是一个夜晚，我寄宿在海口市的一家旅社内。朦胧中，我似乎察觉到有人轻轻拉开了我的蚊帐。待我猛然醒来，只见他右手紧握着一把寒光闪烁的刺刀，左手已经触及我放在枕边的挂包。我立刻从床上跃起，大声呼喊：“抓贼！抓贼！”那抢劫者听闻呼救声，慌不择路，夺门逃窜。我也紧接着赤脚追出，心想：那挂包里，除了旅途的经费，还装有至关重要的外调资料和学校党委的空白介绍信，这些都是极重要的机密文件，万万不能失落！我一路紧追不舍，直至街道的尽头。在巡夜士兵的协助下，我终于将那抢劫者制服，并成功夺回了我的挂包，幸无损失。经初步审问，那抢劫者是一名正在被追捕的逃兵，最终在巡夜士兵的带领下，被妥善处理。

在脱产肃反期间，我是尽职的，特别是在外调中吃苦耐劳的精神，赢得了好评。于是，1956年3月8日，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肃反运动结束时，我被评为湖北省高等学校肃反积极分子，受到湖北省高校工委的嘉奖。

参与脱产肃反，虽然学业推迟了一年，但我收获了宝贵的锻炼，尤其是社会调查和独立工作能力的显著提升。在那段肃反时期，学校每月向我们发放36元生活费，这相当于当时大学毕业生实习期工资的八成五。那个年代，大学生几乎没有任何打工的机会，若有劳动，也大多是义务性质。对于毫无经济来源的我而言，这区区微薄的收入显得尤为珍贵。我曾在武汉展览馆用30元购置了一块苏联制造的“胜利”牌手表，一双皮鞋以及一件布棉袄，这三者成为了当时奢侈的“三大件”。而剩余的资金，则为我接下来的两年学习生活提供了必要的零用钱，直至我顺利完成大学学业。

自1956年暑假以来，我与众多肃反干部一同回归队伍，投身于学习之中。我被调入化学系852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然而，就在我们刚刚安顿下来，全身心投入学习之际，一场更为激烈的政治斗争，如同箭在弦上，蓄势待发。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批示》的通知，号召民主党派人士和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所谓整风，是号召党外人士用“和风细雨”的方式，批评党员干部身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以端正共产党干部的作风。但很快，整风运动就转向了对群众中的右派分子的大揭发、大批判，从而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

自反右斗争拉开序幕，我身为一名党员，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左翼阵营，成为了这场斗争的积极参与者。武汉大学的反右斗争持续了从六月到十一月底的六个月时间，整个过程被划分为群众动员、揭露批判和甄别定案三个阶段。在那个时期，全校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揭露批判中文系的“右派司令”和“右派元帅”，以及法律系的“山中宰相”。除此之外，各系都有自己的批斗重点，每个班级也都有各自的目标对象。全校总计划定为右派分子的人数达到429人，在全国高校中这一数字较为突出，是划定位右派人数较多的学校之一。我所在的852班，经过初步排队筛选，确定了右派及“中右”身份者共五人。然而，在最终确认名单中，被正式认定为右派分子的仅有两人。其中一位是调干的女同志，她曾亲身参与过三青团的活动。她的丈夫是江西某所高校的画家，在“鸣放”期间对于肃反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另一位男同学，平日里行事较为随性不羁，在思想上却对北京民主人士所提出的鸣放观点表示了同情。当时的我，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我对反右斗争抱以极大的热情；另一方面，我却坚信右派分子并没有那么多。在如此思想的引导下，我竭力为班级中另外三名同学争取留校的机会，其中一人更是从香港远道而来，前来内地求学。

无论跋山涉水，都要竭力搜寻那些遭受伤害者的踪迹，务必做到彻底平反，不留任何隐患。与此同时，还需协助当地组织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与生活。对于那些失业但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将统一调回学校，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在这场平反事件中，我对两位遭受不公的同班同学深感关切，并见证了他们得以彻底昭雪。我向他们诚恳地表达了歉意，并期待他们在未来的建设事业中能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大学时光的最后篇章，见证了我亲历的“大跃进”运动，其在规模与破坏力上，均超越了所有先前的政治运动。那是一个理性几乎缺席的时代，浮夸之风、瞎指挥之习、共产之风盛行一时！具体至大学教育，其核心是推进教育大革命。自1958年4月起，武汉大学便推出了一系列口号与举措，包括“拔白旗”、“插红旗”，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破除教学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大举兴办校办工厂，“红”与“专”的辩论席卷校园……一时间，武汉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面鲜明旗帜，其经验迅速通过媒体传遍全国。因此，该运动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他在同年9月12日亲临学校视察，与武汉大学及其他学校的两万多名师生亲切会面，并发表了著名的“9·12指示”。这无疑是一股巨大的激励，它对当时如火如荼的教育革命给予了肯定。

恰逢学校教育大革命进入高潮阶段，我犹如一只蛰居在科学院研究所这座知识象牙塔中的蜗牛，对外界纷扰充耳不闻，全心全意投入毕业论文的研究。然而，即便如此，通过报纸的报道与同学们的来信，我对校园内发生的种种仍保持着一定的了解。我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我对媒体持续传播的学校教改成果感到欣喜，这无疑提升了学校的声誉；另一方面，对于“大跃进”时期及学校教改过程中的一些举措，我却持有一定的质疑。例如，湖北省某县一举宣布实现了亩产超过七万斤的惊人高产“卫星”，而武汉大学的部分院系则高调提出要挑战牛顿的三大力学定律，甚至打破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律。在那个“大跃进”风头正劲的时期，湖北省与武汉大学表现得异常激进，宛如一对母子级的“卫星”，在全国舞台上格外引人注目。

重返校园，尽管我的毕业论文赢得了赞誉，然而党组织却指出我似乎与学校的革命氛围有所脱节，认为我需要“补课”。所谓的“补课”，便是进行一番“务虚”的学习。在党支部的会议上，我被要求坦诚表达自己对“大跃进”和教育革命的真实想法。秉持着对组织忠诚与真诚的态度，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对“大跃进”中夸大其词现象的不认同，同时表达了对那些违背科学精神的口号的不赞同，并分享了对“又红又专”这一理念的疑惑。针对这些所谓的“活思想”，组织上认为我在思想上未能与时俱进，表现出一种单纯的业务观点，深受科学院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因此要求我立即调整立场，并在未来的行动中接受实际的考验。

教育改革的终章便是那场名为“擂台比武”的较量，恰逢其时，我亲身经历了这场变革。学校坚信，教育改革已然步入硕果累累的时期，因此号召度过一个富有革命意义的暑假，并倡导通过学生与教师间的“擂台比武”来编纂出全新的革命化教材。化学系决定编写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在内的四门全新教材，以应届毕业生为主力，组建了四个课程的编写指挥部，向教授这四门课程的教研室教师发起挑战。我有幸被分派至无机化学的编写指挥部，担任司令员的职责，与无机化学教研室的教师展开擂台竞技，双方分别编撰出一本教材，并通过辩论来决出胜负。凭借革命的热情与团队的力量，我们的教材内容丰富实用，更得益于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在表面上取得了胜利。然而，教师们对我们胜利的认可程度并不高，只是在高压之下不敢公然表达。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他们依旧坚持使用自己的教材。

回顾大学期间所遭遇的一系列政治风潮，我常为当时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而感到一种苦涩的隐痛。我曾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却又不遗余力地追随每项政治运动，生怕沦为时代的落伍者；我珍惜光阴如金，却又毫不犹豫地投身防汛抢险，全然投身于肃反工作中；我虽认同“鸣放”的呼声，抵制“三风”的侵蚀，却又积极参与反右运动，将同窗好友推向了右派的行列；我崇尚尊师重道，却在教育革命中批判过自己的老师；我对高产“卫星”持怀疑态度，却依然高呼“三面红旗”永世长存！尽管对“又红又专”的标准模糊不清，我却坚定地选择踏上这条道路。这些矛盾的心态，曾让我备受折磨，带来痛苦，但偶尔也会让我沾沾自喜。它们的产生，既根植于那个时代的烙印，也源于我性格中的内在冲突。我们个体皆由自主行动的我与扮演角色的我所构成。在那个“理解与不理解都要执行”的年代，自主行动的表达尤为艰难，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忠实履行自己的角色罢了。

我当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