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路线终局低头真相

1935年深秋，川西高原上寒风凛冽，夹杂着雪粒的狂风肆虐，无情地抽打着红军战士们破旧的棉衣。在卓木碉那座简陋的喇嘛庙内，3000名红军干部正在进行一场激烈而深刻的争论，这场争论几乎触及了中国革命的命脉。

张国焘站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激昂地抨击中央的“逃跑主义”，紧接着，他提高音量，语气坚定地说：“我们要效仿列宁，另行成立临时中央！”

片刻的沉寂过后，朱德从容起身，烟袋锅中的火星在昏暗的光线中闪烁不定：“让我背叛毛泽东，那绝不可能。全体红军如同一家。”

惊心动魄的较量刚刚开始。

01

张国焘擅于政治斗争。

在桌木碉会议上，张国焘主持了此次盛会，约3000名干部莅临现场，其中不乏红四方面军的核心将领，如徐向前、陈昌浩等，以及原红一方面军的红五、九军团干部，诸如董振堂、何长工等，参会规模宏大。

张国焘让陈昌浩先发言，陈昌浩避重就轻，隐瞒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背景及张国焘拒执命令的关键事实，指责中共中央“秘密北上”是“背信弃义”，一下子把参会人员的情绪给激起了。

鉴于张国焘没收了通信电台，导致左右路军无法直接进行联络，众人纷纷急切地想要了解右路军的具体情况，以及为何中央决策独自北上。

陈昌浩此言一出，众人对中央的信任度便出现了动摇，尤其是部分干部，对中央的误解愈发加深。

顺应众人的情绪波动，张国焘上台发表报告，其言辞极具煽动力，对中央北上之举进行猛烈抨击，将其称为“逃跑主义”，污蔑中央“分裂红军”、“丧失威信”，枉言“中央失去领导资格”。

张国焘在发言时，情绪高涨，情绪难以自制。他从第五次反围剿起，逐条列举中央的军事战略失误，继而转向批评一方面军的政治导向错误。正是由于中央的错误战略，使得一方面军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不可否认，张国焘所言多有真谛。然而，他似乎并未深知中央红军所遭遇的艰难险阻，抑或虽有所知却有意缄默。

张国焘直言不讳地，他们仅于篮球场竞技、酒馆畅饮、捷报频传、香烟缭绕、众人伺候之际，方才踏入革命行列。然而，革命一旦陷入困境，便迅速陷入悲观，选择逃避与撤退！”

部分干部因未明真相，不幸被张国焘误导，进而走上了背离中央的正确路线。

张国焘目的近在咫尺，趁机提出“仿效列宁与第二国际决裂之策，另设临时中央机构。”

会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众人心中都明了这句话所蕴含的深意。尽管他们知晓可以反对中央的立场，但对于分裂中央的行为，大多数人并不愿有所涉及。

张国焘发起话题，然而无人敢挺身而出应答。

张国焘开始点名。

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绝大多数均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之举表示赞同，甚至连一方面的不少干部亦持此观点。

张国焘满意，转询朱德意见。

朱德语气沉稳，言道：“面对强敌，团结至关重要！全国红军如同一家。我们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乃是一个团结的整体。众所周知，‘朱毛’二人的合作历经多年，声名远播于国内外。我朱某人若要背叛‘毛’，实非我所愿！无论遭遇何等变故，皆系红军内部之问题，众人须保持冷静，共同寻求解决方案，切不可让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

朱德的话题尚未结束，张国焘便打断了他的话，转而询问刘伯承对此事的态度。刘伯承的回答与朱德如出一辙。

张国焘心中颇感不悦。他要求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明确表态。面容凝重的徐向前在会议中始终缄默不言，既未发言，亦未举手表决。这是他首次遭遇如此严峻的党内纷争，他的沉默成为了他日后赢得赞誉的基石。

会后，朱德对张国焘说：若有所图，各行其是，我持保留态度。遵循党员的纪律，我保留个人意见，独立开展革命事业，绝不敢与中央政策相悖。”

在朱德面前，张国焘心生忌惮，不敢轻举妄动。然而，对于刘伯承，张国焘却是暗生企图，意图有所作为。

在卓木碉会议落幕之际，张国焘径直寻至刘伯承身旁，语重心长地告知：“我国中央政府已正式成立，若你表示赞同，军委委员之位自当有你一席之地。若不然，此事便无从谈起。”

张国焘似乎并未真正领会刘伯承的意图。面对提议，刘伯承断然拒绝，“我无法赞同这种方式！”

张国焘行事果断，径自剥夺了刘伯承的总参谋长一职，并任命其为红军大学的校长，从而彻底切断了刘伯承与军队之间的联系。

朱德遭受了张国焘的软禁，不仅文件与情报被剥夺其查阅权，连重要会议的参与资格亦被剥夺。

张国焘此时嚣张。

02

10月7日，张国焘以中革军委主席的身份颁布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该计划之具体作战方案由刘伯承与徐向前共同拟定，并由朱德亲自审阅。

鉴于张国焘坚持南进，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唯有全力以赴，竭力减少红军的人员伤亡。

“成都坝子吃米”，战斗开始打响了。

10月8日，我军南下部队发起绥崇丹懋战役，历经15个日夜的激烈战斗，成功击溃了川军6个旅的顽强抵抗，共计毙伤俘虏敌军士兵3000余名。

10月24日，红三十军与九军二十七师自阿坝州懋功启程，以雷霆万钧之势，击溃了杨森的残部。他们不畏严寒，翻越了终年覆盖着皑皑雪山的夹金山，进而对宝兴、天全、芦山三县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11月12日，红军攻克芦山。

短短两个月间，南下红军已成功掌控了邛崃山西侧、大渡河东岸、青衣江北岸以及懋功以南的川康边境广阔区域，共歼敌逾万人，并击毁敌机一架。

张国焘很高兴。

红军南征进展顺畅，充分证明了张国焘路线的正确性，反衬出中央决策的失误。此番胜利无疑巩固了张国焘的领导地位，使他信心倍增，对未来充满希望。

11月12日，中央抵达陕北，即向张国焘传达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成功汇合的喜讯，并对四方面军下达指示：此刻，你们应向雅安、大邑等地推进，以牵制川军主力，为西北五省的进一步发展争取时机。前行即面临广阔平原，届时若敌军飞机坦克蜂拥而至，将导致我军溃败。

张国焘已不听中央话。

他语气昂扬地向中央发出电报，宣告我军已成功夺取天全、庐山，这一战果不仅打开了川西的门户，更为建立川康苏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印证了向南发展战略的正确性！

张国焘狂妄至极，不听任何劝告，竟意图乘胜追击，东进川西平原，直指成都城下。他更是高呼口号，誓言攻克百丈关，一举歼灭刘湘与蒋介石，誓要“打到成都，欢度新年”。

刘伯承凭借过往的经验向张国焘警示，鉴于敌我实力悬殊以及百丈关的地形特色，红军不宜在开阔的平原区域与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之态势正面交锋。

刘伯承的异议激怒了张国焘，他愤怒地斥责道：“竟敢动摇军心，若非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即刻便将你处决。”

劝解未能奏效，朱老总遂向张国焘透露，部队一旦越过川西高原的险峻关隘，作战形式将随之转变为山地战与隘路战向平地战与堡垒战的演变。尤为关键的是，一旦踏入平原地带，务必高度重视防空知识的普及，因为敌方飞机的威胁不容小觑。

张国焘毅然决然，志在必得，誓要攻克百丈关，与川军于川西平原上一决高下。

百丈关，作为通往成都的最后一道要塞，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此关失守，成都便将陷入四面楚歌之境。张国焘意图攻克百丈关，然而，刘湘与蒋介石均不会坐视此事成真。

刘湘集结李家钰、郭勋祺等将领率领的七个军，汇聚二十余万精兵，于百丈关一带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誓死捍卫百丈关。

蒋介石火速下达命令，派遣薛岳率领中央军迅速驰援，从而成功对红军形成了严密的合围态势。

11月13日破晓时分，战事骤然爆发。红三十军与九军下辖的十五个团如同下山猛虎，锐不可挡，迅速击溃了川军的防线，一举占领了朱家场与太和场。

16日凌晨，红军先锋部队勇猛突破百丈关防线，守军两团部队溃不成军。

然好景不长，自17日起，战局急转直下。刘湘集结了十个旅的兵力，在飞机与大炮的支援下，发起了猛烈的反击。百丈关附近的丘陵地带、水田以及竹林之中，皆变成了激烈的交战场所。

19日的激战尤为惨烈。在月儿山之侧的百丈关，川军所组建的“敢死队”挥舞着大刀，呼啸着向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战士在子弹告罄之际，毅然以刺刀、石块，乃至牙齿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

根据幸存者的追忆，有些战士竟毅然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高呼着“红军万岁”之名，奋勇冲向敌阵。

20日，陷入绝境的川军竟然放火烧毁了百丈街道。红军在奋力扑救火势的同时，还得抵御敌人的猛烈进攻。在肆虐的火焰中，众多未能及时撤离的红军战士和当地民众不幸葬身火海。面对如此惨重的伤亡，徐向前不得已向张国焘提出撤退的建议。21日，红军的残余部队撤离了百丈关，转而退守至天台山、莲花山一线。

此役损失惨重，红军将士伤亡近万人，众多曾在鄂豫皖、川陕苏区浴血奋战的老兵，如今长眠于此。在长征的征途中，其惨烈程度仅次于湘江一役。

历经百丈关一役，红军与川军均遭受了重大伤亡。张国焘遂决定在天全、芦山、宝兴等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待休整数月之后，再与川军展开一场生死决战。

此构想颇具创意，然时运、地利与人和皆未倾向张国焘一方。

1935年，四川的冬天异常严寒，往昔仅需增添些许厚重衣物便足以抵御寒冷，然而那一年，气温骤降，不仅寒冷异常，还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特大雪灾，天地一片冰封，红军非战斗性减员急剧上升。

03

在张国焘的南下战略遭遇阻挠之际，一位化名“张浩”的商旅跋涉千里，穿越广袤的戈壁沙漠，抵达陕北定边县，怀揣着寻找党组织的坚定信念。

神秘商人从何来，有何事？

1935年9月，在莫斯科郊外一处隐蔽的场所，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正紧锣密鼓地筹备一项机密任务。共产国际作出决定，指派一位可信赖的同志归国，肩负起向久未与外界取得联系的中共中央转达最新指令的重任。

此重任交由林育英承担，他乃林彪的堂兄，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化名“张浩”的商贾。

鉴于旅途的艰险，为避免身份暴露，共产国际作出决定，禁止他携带任何书面材料。张浩耗时半个月，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核心精神、《八一宣言》的全文，以及一套全新的密码本，全部牢记于心。

张浩乔装打扮成一位商人，引领着一头骆驼，孤身一人踏上了横亘无垠的戈壁之旅。正值隆冬时节，那片沙漠的日夜温差异常显著。

在摄氏零下二十至三十度的酷寒中挣扎，还需时刻警惕土匪与敌军巡逻队的威胁。粮食与水源严重短缺，甚至有几回险些因脱水而在沙漠中失去意识。张浩事后回忆，那段孤独的征途历时三个多月，他徒步跋涉了数千公里。

定边县党组织成功将张浩护送至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

张浩先后见到了张闻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完整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张浩的到来恰逢其时。毛泽东后来回忆说：“张浩同志回来，给我们党帮了大忙。”这不仅因为他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更关键的是，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将成为解决张国焘分裂问题的最有力武器。

鉴于张浩启程离开莫斯科之际，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尚处于未公开状态，共产国际亦未对该事项给予张浩明确授权。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国际授权是可以追认的嘛，关键时刻应该先斩后奏”。张闻天也支持这一“非布尔什维克方法”。于是，张浩接受了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做张国焘工作的特殊任务。

1936年1月16日，一封由“林育英”署名的电报从瓦窑堡传出，发送至红四方面军总部。电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明确表态称：“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表示全力赞同”。

电报虽篇幅有限，却承载着举足轻重的分量——它昭示着张国焘所设的“第二中央”及其政治主张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明确否认。同时，电报亦提出建议，张国焘应撤销所设的“中央”，转而设立西南局，使其直接隶属于共产国际代表团。

张国焘策划的背离中央的阴谋行径即将走到尽头，然而，他仍企图进行最后的垂死反抗。

张浩来得正好。

01

1935年12月16日，张国焘接到了一封来自陕北瓦窑堡的中共中央电报，该电报由署名为“张浩”的负责人所发。

“我受共产国际之命，前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

接到张浩的电报，张国焘并未感到惊慌，他的首要反应是迅速进行计算与考量。

张浩与张国焘渊源深厚，两人同属中共早期投身工人运动的老战友，情谊匪浅。在私下交流中，张国焘更是亲切地将张浩唤作“老战友”。

于是，张国焘心中盘算着，是否能够将张浩争取至自己的阵营。

于是，张国焘给张浩回了电报，在电报中张国焘将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等，把自己的分裂行为包装成" 纠正路线 "。

面对共产国际，张国焘尚存忌惮，于是在电报中，他明确表示“完全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

但他算错了一点：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党性从不会被私交裹挟。

数日之后，张浩的回复终于抵达，字迹工整，言辞简练：

共产国际拒不认可所谓的“第二中央”，党内由此产生的分裂，实乃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戏谑之举。

南下的路径业已证明存在误判，红军的真正出路唯有北上抗击日寇。

“共产国际毫无保留地赞同我党中央所制定的政治路线……中国红军在国际上享有崇高的声望，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贵处应立即设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贵方对于中央的任何原则性争议均可提交国际予以解决。”

张浩与张国焘通电，从其内容看，应该是听取了毛泽东等人的建议。于张国焘而言，可以说是招招致命：

在政治领域，驳斥了对他对党中央的恶意抹黑——共产国际所认同的，正是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在路途的选择上，他的梦想遭受了重创——南下之路已然败北，唯有北上的道路才是正途。

于台阶之上，指示清晰无误——“设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请摒弃那悬挂“中央”名义的伪装。

张浩的电报明确地肯定了中央的政治方针，彰显了共产国际对其的支持，从而让张国焘在政治立场上难以再对中央发起攻击。此外，电报中还强调，中央的原则性争议应提交共产国际裁决，不容任何商讨，这使张国焘意识到在国际舞台上，分裂行径是无法获得认可的。而建议张国焘“组建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实际上是为他提供了一个下台的台阶，并为他提供了一条体面结束争议的途径。

矛盾分析的典型运用，旨在将矛盾控制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之内，避免其演变为“敌我矛盾”。当时，中日民族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抗日救亡成为当务之急。

张浩（本名林育英）

02

1936年2月24日，张浩与张闻天联名致张国焘，就南下红军的战略部署提出了三项具体行动方案：

首先，此方案在张浩启程赴莫斯科之际，已获得斯大林的批准，并同意北上陕甘。

第二、四方面军就地发展。

第三、四方面军南征。

每当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及，张国焘心中的天平便失衡了。尽管他并不畏惧与中共中央争执，却不敢公然挑战共产国际的权威，更不敢违背斯大林的意志。

尤其是，现实早已对他泼了一盆冷水。红军南下在川康边境接二连三遭遇败绩，兵力锐减，从8万缩减至4万，粮食供应中断，战士们身着单薄的衣衫在风雪中颤抖。那些被他激励着“南下必胜”的官兵，眼中开始流露出一丝怀疑。

1936年6月6日，在中央纵队的一次活动分子会议上，张国焘终究不得不说出那句令他不愿启齿的话语：“撤销‘第二中央’。”

张国焘的分裂意志并未真正消亡。当宣布取消“中央”之际，他的言辞间透露出坚定而冷漠的语气，仿佛只是在履行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例行公事。

1936年盛夏七月，甘孜草原迎来了尊贵的访客——历经重重磨难的红二、六军团。

张国焘眼中再次放光。

他目光扫过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一众将领，心中不禁又盘算起来：若能笼络这支部队，自己手中的筹码无疑将更加厚重。

“不妨召开一次党的会议，深入探讨一、四方面军的相关问题。”

张国焘的话语中暗藏玄机，却被任弼时巧妙地揭破——所谓的“讨论”，实则意图迫使红二、六军团认可他的错误反党路线。

任弼时当场轻轻摇头，语气坚定地说：“此行旨在携手抗日，非为争论是非。”

一计未果，张国焘旋即另谋策略，提出召集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干部共同召开联席会议。他意图借助四方面军的人海优势，以多数票压制少数，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使其决议得以通过。

贺龙与任弼时、关向应商榷过后，径直阐明立场：“我们并不反对联合召开会议，但需事先讲明，绝不允许以多数压制少数，将错误的政治见解强加于二、六军团。”这种坚定的立场，使得张国焘的图谋再次成为泡影。

张国焘在未能成功拉拢的情况下，转而试图通过分化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以此实现其目标。

他意图借助两支部队交流战事的契机，派遣人员潜入红二、六军团，假借传授过草地生存经验的幌子，进行挑拨煽动。

任弼时早已预料到可能出现的纷争，于是果断下达严令：“严禁任何人提及一、四方面军之间的旧怨，亦不得提及党中央一字！”此举有效地遏制了张国焘的阴谋。

贺龙堪称英勇，深知张国焘拥兵自重，对其控制力量必须加以削弱。他把握时机，向张国焘索要人马与武器，最终成功将原红一方面军的九军团，即日后成为三十二军的部队，调拨至红二、六军团旗下。

朱德对贺龙此举深表赞许，曾言贺龙虽粗犷却内含细腻，贺老总的这一策略有效地削弱了张国焘所能动用的军力。

张国焘的算盘又打错了。

03

1936年9月，当甘南地区秋风渐起之际，红四方面军正站在北进道路上的关键节点。

中央电令明确指示：务必攻占隆德、静宁、会宁三城，并掌握西兰大道，以便与红一方面军顺利会师，共同抵御胡宗南部。

张国焘凝视着地图，心中再次萌生一念——他意图西进，从兰州以西横渡黄河，前往凉州与永登，意图“开辟一片根据地”。

朱老总即刻向中央拍发电报：“张国焘动摇了北进的战略决策，我坚决维护原有计划。若其擅自更改，我概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央紧急下达回复，语气强硬："中央的明确命令已下达，请即刻通知部队重返通渭！"

与此同时，兰州以西的黄河水位急剧攀升，渡河成为遥不可及的奢望——这无疑是对张国焘的一次重创。

张国焘终究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西进之策，转而重新踏上北上的征程。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随着红四方面军指挥部的旗帜与红一方面军的旗帜在城墙上并肩飘扬，张国焘置身于人群中，神色显得颇为复杂。

自1935年与中央分道扬镳，直至1936年被迫踏上北迁之路，他历经整整一年的曲折与挣扎，终归重归党中央指引的正确航向。

真正引领航向的，并非个人勃勃的野心，而是顺应民族大义的光明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