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路线”与受牵连的邓、毛、谢、古

罗明路线

中共临时中央迁入苏区，第一把火就是烧罗明

在毛泽东于汀州老古井那座小楼中休养之际，上海的局面日渐紧张。

1932年11月，国民党中统局上海行动区宣告成立。当时，国民党高级特务、中央特派员史济美化名“马绍武”，他驻足上海，其职责便是专注于侦破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的秘密机构。

中统局上海行动区每日向南京发送《每日情报》，详尽汇报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动态与举措。

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制定了严谨的联络暗号系统。日间，阳台上一盆鲜艳的红花便成为了关键的信号标志；而到了夜晚，若房间的灯火通明，窗帘仅微微敞开，透露出一抹光亮，那便是安全的标志，表明此处可安全进入进行联络。

然而，顾顺章的被捕与叛变，以及向忠发被捕后遭处决，这两起事件对中共临时中央造成了极大的震动。

此时，王明远赴苏联，周恩来、张国焘、项英、任弼时亦相继抵达苏区。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因此陷入空荡，唯有博古与张闻天两人轮流值班。

不久之后，博古悄然从上海匿迹，张闻天与陈云亦相继在上海销声匿迹。

1933年的伊始，张闻天步履瑞金的红色心脏。未几，博古与陈云亦相继抵达。循着周恩来曾走过的隐蔽路径，他们自上海踏上了前往红都的征程。

博古被王明委以重任，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最高负责人。自踏入苏区之地，中共临时中央亦随之迁至瑞金设立办公。与此同时，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上海局，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联络与代表机构，由康生主管其事。

随着中共临时中央迁往瑞金，原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功能自然变得不再必要。起初，两者仍维持并行状态，所发布的文件有时会以“中共中央局、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联名签署。

截至1933年6月，"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字样已然被撤销。随之而来，周恩来担任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也随之消弭。此时，26岁的博古接任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职位。

紧接着，博古选中了瑞金城西沙洲坝下脊村的一处杨姓民居，将其定为中共临时中央的办公地点。与此同时，邻近的另一座杨姓私人宅邸，也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的办公场所。

新官上任，火势猛烈。身着厚实近视镜的博古，踏入中央苏区，首把火便燃向了罗明。

在中共党史的脉络中，每当提及“××路线”，其背后无不站着中共中央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诸如“立三路线”、“王明路线”等，均是其鲜明例证。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博古一到中央苏区，便毫不掩饰地大力抨击在中共党内鲜为人知的“罗明路线”。

博古盯住了罗明

罗明，亦称罗善培，祖籍福建龙岩。他于1895年降临人世，1925年投身革命，加入党组织。此后，他长期致力于福建西部地区的建党工作及组织农民开展斗争。1927年，罗明担任了中共闽南特委书记一职；翌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

1927年，大革命遭受挫折之际，罗明毅然投身闽西，投身于武装斗争的洪流之中。

1928年上半年度，闽西地区成功设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以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表示了充分的认可。

1928年11月，罗明受邀赴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归国之后，他于闽西上杭地区积极投身游击战。翌年3月，朱德与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三次挺进闽西，并于上杭古田村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德与毛泽东的鼎力协助下，闽西地区正式组建了主力红军。

在“立三路线”阶段，李立三作出指示，将闽西苏区并入广东版图，并部署闽西红军主力挺进广东，对东江地区发动攻势。

彼时，罗明致信中央，对此举表示异议，遂遭李立三斥责为“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受命前往上海，届时正待中央安排具体工作。恰逢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王明等老一辈“左派”领导人物掌握了党内的权力。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沈泽民与罗明进行了交谈，却仍旧指认罗明犯了“右倾”偏差。然而，他尚未正式提出所谓的“罗明路线”。

1932年四月，我主力红军攻克漳州，罗明抵达前线时，局势已然危急。国民党的第十九路军从漳州发兵，向闽西地区发起进攻，相继占领了龙岩全境以及永定、坎市、虎岗等地；广东的陈济棠部队亦向苏区的庐丰、茶地、白砂等地发起侵犯。然而，苏区内并无我主力红军驻守，仅有地方武装，当时总兵力不过五千人，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十九路军相较，实难形成有效对抗。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

彼时，毛泽东于宁都会议中遭遇免职，遂入住汀州傅连璋所主持的福音医院。罗明亦同在院中休养。毛泽东嘱托罗明广泛推行游击战术。罗明康复出院后，即刻召集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传达。

与会者包括张鼎丞、谭震林等，众人无异议地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并特地派遣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前线指导游击战。

抵达前线后，罗明便借鉴毛泽东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战略战术，指导苏区军民展开灵活多变的游击战。同时，在政策制定上也体现了灵活性，有效削弱了敌人的战斗力，实现了显著战果。

然而，罗明的举措遭到了中央政府派往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议的代表项英的指摘。该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召开。项英指出，罗明未能令闽西苏区对敌军实施全面进攻，未能有效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及其周边省份率先取得胜利的紧急战略任务。他进一步认为，闽西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均犯有重大失误。会议结束后，省苏维埃政府据此制定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并于10月20日将报告呈送中央政府。

对这份报告，处于“左”倾路线的中央政府欣喜若狂，立即派遣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前往长汀，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的会议。

10月31日，中央执委委员会致信福建省苏主席团，针对闽粤赣省苏领导层的工作表现，发出了一封措辞严厉的指示信。

省委书记罗明及省苏主席张鼎丞，尽管在表面上对中央的批评表示了接受，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依旧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

1月21日，罗明于连城新泉，针对斗争形势的演变，向省委提交了题为《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其中阐述了他的见解与思考。

省委：

依据敌人大举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首先，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力度，采取迅速有效的措施，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连南、汀东南的赤化；同时，确保新泉与连城、长汀的稳固联合，形成一片坚实的红色区域；并且，与宁化、清流两地建立联系，朝着永定方向推进。我多次向震林同志强调，军事工作的部署应以此为关键。同样，党和政府的工作也应聚焦于此核心。

第二……

第三，就地方武装而言，我认为当前最为紧迫的核心任务，是首先组建基础部队，并让他们参与实战，通过实战锻炼提升自身能力。对于边县边区的武装力量，应积极向外扩展，捕捉并打击团伙匪徒。针对白军，应采取游击战和运动战策略，通过小规模战斗的磨砺，从胜利的战斗中激发他们的勇气和斗争热情，积累战争经验。

第四、针对各区县的工作……过往，党和政府的领导模式过于僵化，各县区普遍采用的方法与计划往往流于一般，这并非良策。尤其是对边区、边县以及新区、新县工作的忽视，这成为了巩固地向白区推进的主要障碍之一。

在边区各县的基层乃至新开发区域的新县，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在各级会议上，首当其冲的议题总是扩大红军的规模，分配兵员……紧随其后的是，进行简单的政治动员。然而，这种动员往往无法按照预定计划完成我们应有的任务，反而可能对我们的工作造成干扰。

省委在既定规划中，往往机械地指令永定扩大红军的数量，此种做法实属不当。

当前，在永定至上杭的众多边远乡镇，我们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强化游击队、赤卫军的战斗力，并积极构建白区工作。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向外进行游击作战，抵御敌人的攻势。务必确保地方武装在连续的胜利中激发群众的斗志，增强他们对地方武装力量的信心，从而摒弃过度依赖主力红军的陈旧观念。

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罗明在新泉完成意见书撰写后，便马不停蹄地前往上杭县。在那里，他带领干部与群众，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术，成功击退了进犯白砂的敌军。

此时，临时中央在上海已无法站稳脚跟，不得已唯有迁徙至江西瑞金。

在前往瑞金的途中，博古与洛甫等人途径上杭白砂，与罗明等人相遇。一见到罗明，博古便指责道：“身为省委书记，你本应领导全省事务，却为何出现在杭、永、岩？”

罗明随即详述了与毛泽东会晤的经过，以及省委作出的派遣他前往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

博古问：“对新指示有何看法？”

罗明：未接到传达。

罗明言罢，博古显得不悦，随即要求罗明详细阐述当前的斗争形势。

罗明指出：“根据我个人的深刻体会，我们苏区的革命斗争必须与白区的抗日抗争紧密融合。我们应遵循中央苏区政府及军委会去年4月14日提出的抗日、民主及停止对苏区进攻的三大原则，与各党派、各路军队携手联合，共同投身于抗击日本的伟大事业。”

罗明话未及尽，博古便显得有些急躁地打断了他的话：“罢了罢了，无需多言，咱们用餐吧。”

罗明与众见博古等中央领导展现出如此态度，心中不禁迷茫，不知该如何是好。

博古一行人离去之后，罗明等人便依据中央领导的指导意见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尽管如此，他们仍旧觉得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并未发现明显的失误。

数日之后，罗明接到了来自临时中央的紧急指令，要求在江西和福建两地大力扩充红军力量。面对这一指令，罗明不得不从命，将各县独立团、各区独立连以及乡级独立排的武装力量悉数编入正规军。然而，随着地方武装的撤离，敌人趁机对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导致苏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其中，上杭、永定、龙岩三县遭受的损失尤为惨重。无奈之下，罗明不得不调整战略，继续遵循毛泽东的指示，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他召集上杭县委的方方、伍洪祥等人举行会议，共同回顾和总结过去几个月游击战的经验，并深入分析当前的斗争形势与任务。会议一致认为，在边区与敌人的斗争中，必须严格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来行动，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战模式。会议结束后，罗明立即起草了《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

群众时而攀登高峰，时而返回山谷，时而享受宁静，时而陷入极度的惊慌，这使得召开会议、集结武装等行动变得极为困难……有的居民表示，遭受敌人多次袭击后已经苦不堪言，上级却仍在谈论准备长期战事，这样的局势下去该如何是好呢？

……众多群众纷纷表示，我实属无奈，被迫暂时作出妥协与屈服。然而，我内心依旧坚定如红日，坚信革命终将取得胜利。我同样渴望，红军能够最终凯旋而归。……

报告中他提出：

若我们未能深刻理解此理，那么，不妨请我们的杰出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抑或邀请苏联的斯大林同志，甚至让列宁同志复活，共同前往下溪南或其他遭受破坏之地，对民众进行三天三夜的激情演讲，强化政治宣传，即便如此，恐怕亦难以根本改变民众斗争的热情！

罗明的报告赢得了省委核心领导张鼎丞、谭震林、李明光等人的全力支持，亦获得了基层干部群体的一致拥护。

继而，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亦向省委致信，表达了他与罗明持有相同见解的观点。

过往的工作规划几乎完全由党代行政权职责，诸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因此，党在发动群众斗争方面，其关注度有所降低。在我看来，行政事务以及红军和地方武装的扩大等工作，应由政府来规划……而党则应更加专注于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研究。反帝同盟、拥苏大联盟以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称繁多，每个人都可以加入十余个组织。这使得基层同志感到眼花缭乱，难以理出头绪。因此，这些组织未能得到健全发展，反而成了空有其名的招牌。我认为，有必要尽可能地减少或合并这些组织。

……虽然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并不少，然而在集中训练方面却存在极大的不足……在边区工作中，必须重视工作的合理分配与周密规划，这一点与中心区的工作方式有所区别，尤其是在红军扩编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罗明与杨文仲所提交的报告与信件，在组织程序上完全合规，且符合党章的相关规定。然而，他们并未将博古等人视为不可动摇的神祇，对于临时中央局的观点持有不同看法，这便触怒了他们。

博古等人审阅完报告后，勃然大怒，随即派遣中央特派员赴闽粤赣省委进行工作检查。特派员抵达省委后，未进行任何调查研究，便依据中央的指示，断然认定闽粤赣省委所走的乃是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

随之，针对“罗明路线”的反击战于闽粤赣省拉开序幕。

罗明否认路线错误。

中央特派员抵达福建省委之际，罗明正身处前线，对此事浑然不觉。

一日，他于上杭阅读《斗争报》之际，方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失误。

几日后，他获省委通知，速返汀州。

罗明在前往汀州的途中，偶遇了自汀州而来的张鼎丞。他遂向张鼎丞询问：

“鼎丞，我错哪了？”

张鼎丞表示：“他们指责你犯了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批评你没有积极扩充红军力量，而仅仅是采取游击战术作战。”

罗明紧迫地说：“我在工作方面或许存在失误，但路线方向并无偏差。毕竟，正是这条正确的路线，使得第三次反‘围剿’得以成功，也让根据地得以迅速拓展。”稍作停顿后，他继续道：“我们并非反对主力红军的壮大，只是希望对中心区域和边缘地区采取不同的策略，这完全是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

即便在杭、永、岩边区域，也未听闻不能将主力红军进行扩大，这又怎会是路线错误的表现呢？

张鼎丞叹了口气。

罗明抵达汀州后，紧接着收到了前往瑞金的调令。他即刻动身，再次抵达瑞金。在那里，他被安置在叶坪中央局的一间密室之中，门外设有岗哨，出入受到严格限制。罗明就此陷入了软禁之中。

翌日，中央局数位干部与他进行了交流，旨在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随后，一位中央领导与他进行了个别谈话，指责他抵达边区属于“撤退逃跑”。罗明随即对自己的职责和工作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与辩解，他阐述道：“前往杭、永、岩边区任职是我主动提议，并获得了省委的支持。该区域是省苏区内条件最为艰苦的地区，我的目的是投身游击战，怎能被定性为‘撤退逃跑’？”

那位负责人强调：“需以辩证视角审视问题，事物处于不断演变之中。比如游击战，昔日是必要之举，但随着红军主力的壮大，若继续提倡则显得过于保守。为何在边县边区，我们无法像中心区域那样扩充红军规模？”

罗明表示：“鉴于边县边区所处的环境，我们随时可能面临与敌军的交战，必须时刻准备开展游击战，抵御敌人的攻势。鉴于此，我们无法与中心区同等对待，干部与群众需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采纳三分之一的策略，循序渐进地分阶段扩充红军力量……”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发言，严肃地指出：“你所谓的采纳群众意见，竟然是采取这种‘富农路线’的做法吗？”

罗明此刻激动地挺身而立，语气坚定地说：“这乃是我们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与火的教训中提炼出的真谛。”他提高音量，继续阐述道：“列宁曾言，若要确保整个阶级，那些深受资本家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都能坚定地站在这一立场上，单靠宣传与鼓动是远远不够的。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这些群众具备丰富的政治经验，这乃是大革命的基本规律所在……”

随后，博古亲自与罗明进行了交流。他直截了当地质问：“你坚持不承认路线上的失误，甚至引用列宁的言论进行辩解。那么，我想问问你，你们身处偏远山区，究竟拥有多少马列主义？你提出边区和中心区不应同步扩大红军主力，主张逐步扩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认为你对边区状况缺乏了解，要求你进行实地考察？这难道是你的狭隘经验主义？既然你不接受路线上的错误，那就准备被开除党籍，同时撤销你党内外的一切职位！”

博古略一侧目，便道：“实际上，比你地位更高的领导干部，亦曾犯下同样的过失。”

当夜，在叶坪周边，一场汇聚近百家机关干部的批判“罗明路线”大会召开。会上气氛凝重，众多人情绪激昂，高声呼喊口号。更有甚者，携带木棒入场，声称要惩治罗明。罗明被两名魁梧汉子强行扭送至主席台前。直至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作出澄清，会场气氛方才逐渐缓和。

会议终于结束，罗明仍旧对交待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复核，直至无误。随后，博古再度约谈罗明，敦促他返回省委，在即将召开的省代会上，对问题进行全面而坦率的陈述。

中央局定性“罗明路线”。

2月15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领导成员应召抵达瑞金，随即也遭到了中央局领导层无情的严厉指责。当天，中央局颁布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

经过对福建省委工作的中央局审阅，得出结论：该省委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困境。在省委内部，一小部分同志显然已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核心的错误路线，即机会主义路线。

该路线对当前革命形势的判断持悲观态度，面对敌人的大规模进攻，显现出慌乱无措。它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陷入低谷，群众对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均持中立立场。

（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立即在党内发起抵制以罗明同志所倡导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明确指出该路线的明显特征即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倾向。

二、针对省委对这一路线所持的堕落自由主义立场，必须予以坚决的遏制与严厉的惩处。

三、亟需召开省级临时代表会议，积极邀请中心支部的工人与雇农同志参与其中，进而组建新的省委。

四、在召集临时代表会议前，特决定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担任临时常委，全面负责各项工作事宜。

五、中央局同志将莅临本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并亲自指导，确保会议的顺利进行。

六、即刻解除罗明同志担任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并终止其作为省委驻杭永岩的全权代表职责。

自中央局作出该项决策的次日始，中央局领导人博古、张闻天、任弼时等便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核心理论刊物上著文，对罗明、杨文仲的见解进行了深入批判。

在二月中旬的一个日子里，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齐聚一堂，召开了党团员大会。会上，博古发表了题为《坚决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精彩长篇报告。

会上，博古紧握拳头，声音尖锐地呼喊：“同志们，切勿小觑罗明同志！他的见解似乎更胜列宁一筹。他提出了高明的策略——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转而采取左右散开、退为守势的策略。罗明、杨文仲等人因此将自己的撤退路线与党的整体战略相对立。这一路线在罗明同志抵达新泉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新泉县委书记为此专门致信省委，其内容颇具政纲性质。”

那就是全面发起布尔塞维克的攻势。首先，我们必须粉碎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动摇，将他们隔离，因为他们阻碍了我们的进攻，导致我们陷入恐慌和失望，不相信自身的能力，亦不相信胜利的必然性。”

布尔塞维克的坚决抵制机会主义的风潮，必将成为我们取得胜利的不可或缺的前提。

在大会上，博古对闽粤赣省委的主要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激动地拍打着桌面，声音洪亮地表示：“对于两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所持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无疑是腐蚀性的自由主义。遗憾的是，我们闽粤赣省委中的一部分同志恰恰陷入了这种境地。他们虽然多少意识到了罗明、杨文仲的错误，却只是以温和的口吻进行批评，且批评零散而不连贯，缺乏对党的路线的坚定拥护和斗争精神。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下了许多极其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

言及此，他的嗓音变得沙哑，激昂地高呼：“同志们，我们此刻正面临着战胜敌人全面攻势的伟大胜利！我们拥有赢得此次决战胜利的所有有利条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然而，那些机会主义者却在敌人的全面进攻面前丧失信心，在困难面前屈服投降。每一位中国布尔塞维克的战士都应紧密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战略周围，以十倍的勤奋、十倍的坚定、十倍的活跃，勇敢地克服我们队伍中的机会主义思想，挫败敌人的全面攻势，完成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使命！”

2月24日，闽粤赣三省于汀州召开省临时代表会议，中央局亦派代表与会。出席本次会议的省委成员包括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会议议题主要围绕批判“罗明路线”展开。

罗明率先进行检查，对自己进行一番细致的评估。

随后，与会代表纷纷对罗明路线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那些所谓的“风派人物”则紧跟中央的步调，对罗明进行了连番的指责与抨击。

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指出：“正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新泉县才得以迅速行动，投入到游击战争中，成功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否则，新泉的根据地恐难以稳固。”

上杭、永定等地区的区乡代表，主要是由工农干部构成，他们敢于直言不讳。他们阐述了罗明领导开展的游击战所带来的诸多益处，并指出，若各区乡都能采纳此法，必将对敌人造成沉重的打击。在这些代表激昂的发言中，每当谈及敌军进攻时，凭借对敌人驻扎地、兵力分布的精准估计，从而每战必胜，中央的代表便不悦地插言道：“这些都不过是参谋人员的工作，非区乡干部之职责所在。”

随着代表大会的深入进行，气氛愈发紧张，最终竟演变成对罗明及其支持者进行谩骂与讽刺。中央代表直指张鼎丞，愤然说道：“我们对你进行了不止一次的教导，但你依旧我行我素，既机会主义又官僚作风！”

在会议进程中，罗明、张鼎丞、刘晓等同志不得不就个人问题进行自我检查。尽管如此，中央代表以及部分所谓的“风派人物”依旧对罗明等人的检查结果表示不满。

最终，临时代表大会在中央代表的总结下圆满落幕，正式公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并宣布了撤销杨文仲职务的决议。同时，大会明确指出杨文仲是“罗明路线”的坚定支持者之一。

在此次会议中，省委亦完成了改组，陈昌寿同志被任命为省委书记。

不久会议结束后，罗明与杨文仲被安排前往中央党校进修，而刘晓则被调任江西工作。与此同时，张鼎丞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亦被撤销。

“罗明路线”帽泛滥。

在临时代表大会落幕之后，对“罗明路线”的批判在闽粤赣省迅速升温至高潮。彼时，闽粤赣苏区对“社党”的恐怖打击尚有余波未平，而反“罗明路线”的运动又接踵而至，一时间，整个区域笼罩在一片惶恐不安的氛围之中。

众多知晓实情之人，却往往噤若寒蝉，唯恐招致祸端。

此次运动的后果，不仅导致闽粤赣三省的各级主要官员遭受重创，连各地区级和军队中的连级以上干部也无一幸免，均曾遭受批斗。而且，在打击一个干部的同时，又迅速提拔新的干部填补空缺。

罗明等人遭撤职后，省委常委兼军区司令谭震林亦被剥夺所有职务。郭滴人常委在被迫卸任后，更被强制参与修筑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以及省军区将领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贞，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均因被诬为“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而被迫卸任。

一时间，“罗明路线”的标签如影随形，令闽西的干部们陷入困惑与迷茫。即便是那些在肃清“社党”行动中幸免于难的少数老干部，也未能幸免于打击与排斥。这导致了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以及干群关系之间的严重疏离，同时也引发了党内的恐惧情绪和社会的不安氛围。

在肃清“社党”的过程中，各级干部的恐惧情绪再次涌现。那时，许多人将“罗明路线”视为“反革命”的代名词，视罗明为反革命分子。因此，众多与罗明关系密切的人士，既不敢与他有所往來，亦不敢与持有“罗明路线”观点的人交往。

抵制“罗明路线”的斗争直至主力红军踏上长征之旅方才逐渐平息，然而，由此带来的惨重损失却是无法完全弥补的。

1950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目光扫过，捕捉到了一位年逾半百的高大身影，那面孔似曾相识，却一时难以忆起。恰在此时，那人似乎察觉到了杨尚昆的困惑，立刻上前，紧握住他的手，朗声说道：“您好，我是罗明！”

杨尚昆闻言，不禁哈哈大笑：“哎呀，罗明同志，我想起来了，那时候，你头顶上戴着一顶硕大的帽子，几乎无人敢将你的名字与之相提并论。”

博古火烧“邓、毛、谢、古”

博古与临时中央抵达中央苏区后，点燃的第二把“火”，便是焚毁“江西的罗明路线——邓、毛、谢、古”。

邓，邓小平先生；毛，毛泽东之侄毛泽覃；谢，谢维俊同志；古，古柏先生。

对于邓小平来说，他一生历经“三起三落”。此次作为“毛派的头子”挨批，是第一次“落”。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两次“落”。

1931年夏季，邓小平肩负使命，从上海踏入中央苏区的腹地。起初，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负责对闽西地区进行巡视。同年8月，他携妻子金维映（亦称阿金）一同踏上征程。

奉命自闽西急赴瑞金，时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的谢维俊建议邓小平出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之职。

昔日瑞金，乱象丛生。中共瑞金县委书记李添富，与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权，在当地大行肃反之实，过度扩大化，四处搜捕所谓“社会民主党”成员。全县竟有逾两千人蒙受不白之冤，惨遭杀害。其中，县委、县苏维埃、县工会等机构80%的干部命丧黄泉，即便是瑞金革命的先驱，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肖连彬，亦因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而惨遭杀害。

邓小平抵达瑞金后，经过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即下令对李添富和谢在权实施拘捕。

九月，邓小平在瑞金主持召开了全县的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对李、谢二人进行了公审并予以处决，此举为那些遭受冤屈的众多干部和群众洗清了罪名。这一举措赢得了瑞金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亦获得了中共赣东特委的赞同。同年十二月，抵达苏区的周恩来也对这种做法表示了肯定。

在瑞金度过了整整十个月的工作生涯后，邓小平于1932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会昌县委书记。紧随其后，仅两个月之后，“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宣告成立，邓小平再次担纲重任，成为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第三作战分区的政治委员。进入1933年3月，他再度接到调令，此次被委以重任，担任中共江西省委的宣传部长一职。

邓小平遭受批判的核心缘由在于他坚定支持毛泽东所倡导的游击战策略及根据地建设理念，这与“左”倾领导层的观点存在根本性的分歧。直接的触发点则是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正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展开建宁、黎川、泰宁战役之际，广东军阀陈济棠把握时机，趁南部苏区防御力量相对薄弱，迅猛向会昌、寻乌、安远地区发起攻势。

面对敌我力量悬殊，我方处于弱势，邓小平率领军民采取了坚壁清野的策略，主动放弃寻乌县城，转而开展游击战，这一举措便成为了所谓的“寻乌事件”。由此，邓小平背负上了“在敌手面前惊慌失措，一味退却逃跑”、“纯防御路线”以及“江西的罗明路线”等一系列严厉指责。

毛泽覃身为“永吉泰”中心县委书记，且与毛泽东同是胞弟。1928年，朱德派遣他前往井冈山寻觅兄长毛泽东，由此开启了1928年4月的朱毛会师佳话。

在“永吉泰”之地，他与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喜结连理，缔结了秦晋之盟。

在中央苏区，毛泽覃不仅精于地方党的工作，更曾身兼红军独立师的政委与师长要职，其作为红军中级指挥员的地位，极具影响力。

在《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一文中，博古等人对毛泽覃提出了批评，指责其采纳了“诸葛亮式的机会主义战略与战术”，即游击战术。他们认为这种战术是“惧怕伤亡而规避正面冲突”、“畏惧疲劳而抵制追击”的表现。显而易见，虽然矛头指向的是毛泽覃，实则背后针对的是毛泽东所倡导的战略战术。在当时的中央根据地，许多人皆知毛泽东深谙《三国志》、《水浒传》等经典，从中汲取了诸多智慧。

谢维俊，1908年生于湖南耒阳。1926年，彼时年仅18岁的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即1928年，他追随朱德、陈毅将军的脚步，踏上井冈山征程。在红军的队伍中，谢维俊历任连级、营级党代表，并一度担任一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此后，他被任命为总前委的秘书，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项工作。

1930年11月，他陪同古柏一同跟随毛泽东前往吉安、永丰等地展开农村实地调查。此后，他被任命为江西第二军分区的司令员，以及红军独立师的师长。尽管他不再直接服务于毛泽东，但他时常向毛泽东写信，就工作事宜征询其宝贵意见，而毛泽东也屡次回信给予指导。

古柏，生于1906年，江西寻乌籍人士。1925年，年仅19岁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寻乌县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1929年1月31日，他首次与毛泽东见面。当时，朱德与毛泽东刚刚抵达寻乌菖蒲，古柏便立刻前往与他们相见。

1930年五月，毛泽东在寻乌开展社会调查的二十余日间，古柏日以继夜地陪同，穿梭于街巷之间，广泛联络人士，组织调查会议，向毛泽东详尽阐释寻乌的风土人情，从而助力毛泽东完成七万余言的《寻乌调查》。

毛泽东因此对古柏予以了极高的赞誉。在《寻乌调查》一书中，他如此表述：

“此次调查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寻乌县党的书记古柏同志的倾力协助。”

此后，毛泽东将古柏任命为前委秘书长，而他自己则担任了前委书记的职务。

因为毛泽东与古柏有着亲密关系，所以在“富田事变”中，那封伪造的“毛泽东亲笔信”，就是写给古柏的。这封信说，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都是AB团成员，要古柏对这些人进行审查。

虽然信中笔迹极像毛泽东笔迹，但古柏凭着对毛泽东的了解，加上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调查，终于查清了伪造信的来源，并戳穿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使革命领导之间的友情更加纯洁、牢固。

同时，也加深了毛泽东与古柏的友情。

古柏在1931年调离了总前委，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央劳动部秘书长。

惹怒了“洋房子先生”

邓、毛、谢、古分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多，却突然成为“反党小组织”，其原因主要在于他们都和毛泽东有着密切关系，属于“毛派”。

而究其直接动因，实则源于他们四人对于博古、张闻天等人所怀有的不满，并私下称他们为“洋房子先生”。这是因为中央机关曾长期设立于上海租界中的“洋房子”之内，而博古、张闻天等领导人均是初抵中央苏区的，均出自这些“洋房子”。

“洋房子先生”们对毛泽东持有偏见，他们断言“山沟沟里难觅马列主义的踪迹”。面对此言，邓、毛、谢、古等人针锋相对地反驳道：“反观那些繁华都市，立三路线的阴影尚存，而我们的苏区山上，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那些针对“洋房子先生”的讽刺之词，传至“洋房子先生”耳中，令他们恼怒不已，羞愧之余，更是勃然大怒。

1933年5月4日，在“工农红军学校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这份文件充分展现了那些所谓的“洋房子先生”们激愤的神态。

以邓小平、谢维俊、毛泽覃、古柏等同志为领导的江西罗明路线，与党的进攻路线截然相悖。

“邓、毛、谢、古”诸位同志，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缺乏坚定的气节。……他们对四中全会后新成立的中央领导层抱有极度的怀疑，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的称呼来讽刺他们。

“若这些同志仍旧未能彻底改正其错误，我们恳请中央局考虑将其从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予以剔除。”

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扩大会议在宁都成功召开。此次会议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亲自主持，博古同志携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同志莅临指导，为会议增添了重要分量。

四人当中，又着重打击邓小平，认为他是“毛派的头子”。

邓小平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并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也没什么特别的接触，成为“毛派的头子”是因为他与毛泽东政治思想一致。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挨整。有文章披露：

在上海，邓小平就反对过王明、博古等人。受到批评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掩藏的两副面孔的下面，散播对于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

“邓小平抵达苏区后，在党的代表大会的前后，与毛泽东、谢觉哉等人一道，联名提出了对第四次反“围剿”中机会主义倾向的批判口号，并积极参与了针对中央局的抗争活动。”“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较量，鉴于全国战局的变化，红军本应向中心城市发起攻势，然而他们却认为红军的兵力只能局限于苏区进行游击战。在攻占赣州的战役中，他们消极旁观，冷嘲热讽，对党的指示敷衍塞责。面对敌人第四次大规模的进攻，他们竟然提出放弃苏区根据地，主张红军主力退守兴国一带或西渡赣江，实行战略退却。”“对于红军的扩充，他们认为在边区无法实现。谈及扩大红军的问题时，他们主张不如扩大地方武装，并对扩大红军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最终，在‘动员一切经济力量支持战争’的号召下，他们以苏区群众负担过重为借口，反对发行公债和征借粮食。他们甚至主张主力红军应将打击土豪、筹措资金作为首要任务。”

在江西省委的扩大会议上，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进行了批判，认为其体现了“退却逃跑”的策略；同时，对于“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政策，也被指责为“富农路线”。这些观点都是毛泽东在游击战争及土地政策领域的经典论述。尽管没有直接提及毛泽东的名字，但与会者均心知肚明，所谓的批邓、毛、谢、古，实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

中共临时中央，认为邓小平即“江西的罗明路线”，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认为中共江西省委也犯有“严重错误”。

随即，派遣张闻天前往“会寻安”组织召开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会议的核心议题便是针对邓小平展开批判。

张闻天抵达“会寻安”，大批“罗明路线”成员随之云集，他们不仅撰写报告，更作出结论。在1933年3月31日通过的《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中，便记录了针对“批邓”的讨论情况。

“大会一致赞同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所做政治报告及其结论。”

“大会指出，会寻安三县在邓小平同志担任中心县委领导期间，坚持了一条纯粹的防御策略。显而易见，这一策略与党的进攻路线毫无共通之处。会寻安的这一路线，即所谓的罗明路线。认为纯粹防御路线不属于罗明路线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会议甫一落幕，“会寻安中心县委”随即进行了改组，邓小平同志亦被调离了原职。

张闻天重返瑞金后，挥笔撰写了《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该文于4月15日刊登在《斗争》杂志上。文中指出，“罗明路线”不仅存在于福建的杭永岩地区，亦蔓延至江西全域；“纯粹防御路线”的问题，亦不仅在会寻安一带，江西其他地区亦深受其害。由此，文章将批判的矛头迅速扩大至江西全境。此外，文章还对中共江西省委进行了批评，指出其“对于‘罗明路线’在江西的蔓延，始终未公开揭露”，因此应承担一定的重大责任。

5月4日，临时中央于工农红军学校的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江西罗明路线的决议》。

文章与决议均明确指出，“罗明路线”不仅存在于福建的杭、永、岩地区，亦蔓延至江西。该路线被指责为邓、毛、谢、古等人的“江西创造”，江西地区的“罗明路线”被定性为“纯粹的防御路线”，与党的进攻路线截然对立。因此，决议决定集中火力，展开针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批判矛头迅速从“毛派的头子”邓小平转向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人。

冲突愈演愈烈，邓、毛、谢、古不仅成为“江西罗明路线”的标志性人物，更被扣上了“反党派别”乃至“反党小组织”的帽子。

《斗争》与《红色中华》杂志相继刊登了一系列批判性文章，其中包括《对江西罗明路线的回应》以及《毛泽覃同志与三国志的热爱》等。

邓、毛、谢、古四人遭受的批判日益加剧，甚至被迫持续撰写“检查”文。

然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始终坚守真理，绝不屈服于错误的方向。

古柏撰写了一份长达15页的第二次声明书，力证自身并无过错。正如博古等人所言，他并未在党的布尔什维克阵营的猛烈火力面前缴械投降。

邓小平被转移至红军总政治部所在的瑞金，接受隔离与审查，他被安置在一间昏暗、潮湿且空间狭小的屋内。

那一年，邓小平年仅29岁。在审慎反思中，他坦诚道：“我对于临时中央所采取的进攻路线预估不足。”然而，他坚信，对于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路线，唯有通过实践才能探寻出真正的答案。

博古等人视此为“抗议书”。

在第二份“检查”中，邓小平依然坚定立场，进一步明确了首次“检查”中的观点，旨在警醒那些因“左”倾思想而热情过度的同志们。

1933年5月5日，在临时中央的批准下，中共江西省委正式发布《关于邓小平、毛泽覃、古柏、谢维俊四位同志的第二次申明书决议》。

“邓小平同志对于自身所采取的机会主义路线以及相关的派别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着隐秘的态度。”

《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省委最后一次委派四位同志负责执行以下工作任务：

（一）须向党提交第三次申明书。

（二）邓小平同志，自第七军工作起始，历经党大会、会、寻、安等地的工作，直至撰写第二次申明书，其机会主义错误、派别观念以及派别活动均应毫无保留地予以揭露，绝不容许有任何掩饰。

（三）谢、毛、古三位同志，务必忠实于党，从历史渊源出发，全面揭露反党小组织的行为，探究其形成过程，以及其所有的机会主义政治纲领。同时，还必须采取相应措施，正式宣布该小组织的解散。

（四）四位同志在省委指定的群众工作中，不畏艰辛，勇敢地承担起各自的职责，以展现他们对党的路线忠诚不渝、坚决捍卫的决心。

邓小平“失了夫人又折兵”

邓小平对此《决议》亦表示了拒绝。他愤然言道：“我所呈交的两份检讨，字字句句均为肺腑之言。回首往昔，我坚信自己所作所为，皆是出于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深切负责……”

他的举止激怒了那些“左”倾的领导者。他们将邓小平引至临时的“审讯室”，情绪激动地拍打着桌子，大声斥责道：“邓小平，你那三次书面检查，无一不是自我美化，对错误绝无任何承认。现限你三日内向党组织提交第三次申明书，严禁有任何隐瞒，若你继续狡辩，必将对你的党籍予以重新考虑！”话音刚落，他们掷下几张纸，责令邓小平详细交代所谓的“问题”。

邓小平面容铁青，强抑胸中郁火，起身挺立，语气坚定且沉着地言道：

“言尽于此，每字每句皆经深思熟虑，无不实不虚。我以党性为担保，已无更多话语。”

说完，走向拘留室。

邓小平被囚禁于拘禁室中，撰写了三篇检讨书。他在其中坦诚地表示，对于“进攻路线”的理解尚显不足，但对于“在剥夺富农、将土地分配给贫农的过程中，不应触及中农利益”的观点，他却坚信并无不妥。在检讨过程中，他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诱敌深入，伏击歼灭”的战略战术，认为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宝贵的财富。

罗迈（李维汉）火了，要求严惩邓小平。他把邓小平拎起来批斗。还质问才貌双全的阿金为什么会嫁给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又关进小黑屋后，命令看守人员严加看管，便去找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叫阿金起来与邓小平划清界线并揭发丈夫。阿金在他的软硬兼施下，被迫与邓小平办了离婚手续，嫁给了罗迈。

邓小平此时“失了夫人又折兵”。他受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连起码的糙米饭也吃不饱。

一日，邓小平在被押送回拘留室途中，恰遇陆定之夫人唐亦贞。她目睹他面色蜡黄，憔悴不堪，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邓小平低声向她倾诉：“我饿得很，实在吃不饱。”

她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她急忙转过身去，佯装整理着发丝，轻轻拭去眼角滑落的泪珠。

她掏出口袋中唯一的一枚银元，前往邻居家购置了两只幼鸡。回家后，她将鸡炖至熟透，撒上适量的盐，随后巧妙地与看守人员沟通，这才得以将邓小平请到家中共进晚餐。

邓小平品尝了一道鸡肉。唐亦贞目睹他风卷残云般的进食态势，心中不禁涌起怜悯之情。于是，她劝他一同将另一只鸡也纳入腹中。他却婉拒了，表示不再进食，打算将这只鸡带回到拘留室，只有在实在难以忍受饥饿时，才会偶尔咬上一口。

会议进行中，邓毛、谢古被要求陈述其“罪行”，并接受隔离审查。

毛泽覃，身为毛泽东的胞弟，不仅无法与兄长相会，即便是向毛泽东寄去一封家书，亦常遭严密审查。

他的妻子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当时任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因拒绝揭发丈夫的“反党罪行”被撤了职，在党校接受批判审查，那时她已怀孕6个多月了。孩子生下后，竟不准毛泽覃探望妻儿。一天，经秘密安排，她避过耳目，偷偷把孩子抱出来，让毛泽覃看了看。夫妻相对无言，潸然泪下。在中央党校兼任校长的博古，知道后，说她不能和毛泽覃划清界线，要开除她的党籍。副校长董必武力保，才改为党内警告处分。

某日，贺怡心怀满腔委屈，踏入了姐姐的府邸，向她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她提及哥哥贺敏学，同样被剥夺了红二十四师代师长的职位，并被送往红军大学接受调查。贺子珍闻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毛泽东听后，语气沉重地缓缓开口：“他们如此对待你们，皆因我之故，你们实乃受到了我的牵连。”

历经反“邓、毛、谢、古”事件，四人均遭撤职，被下派至县区基层，担任巡视员一职及参与工作队的工作。

邓小平在受到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后，被派遣至瑞金以外较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委担任“巡视员”。抵达乐安仅十日有余，鉴于该地属边区，瑞金的临时中央出于对可能发生变故的担忧，以及对邓小平可能“逃离”的顾虑，遂将他召回，并留在原地等候进一步的处理。

邓小平重返瑞金，却无人敢接纳他。唯独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接纳他。彼时，王稼祥正卧床养伤，便向博古提出将邓小平调入总政治部的请求。王稼祥曾与博古一同在莫斯科深造，两人关系匪浅。因此，正处于逆境中的邓小平，竟意外地被任命为总政治部秘书长。

谢、古、邓、毛剩小平

在红军长征的征途中，毛泽覃不幸被滞留。1935年4月25日，他所率领的游击队在瑞金黄膳口的红林山中遭遇敌军重围。在奋力突围的过程中，这位年仅30岁的英勇战士不幸中弹，英勇捐躯。事后，敌人从他遗体的衣袋中发现了沾染着鲜血的毛泽东肖像，照片背后还留存着毛泽东亲笔题赠的字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烈士竟是毛泽东的同胞弟弟。

谢维俊投身红军，随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遵义会议召开后，他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的秘书。至1935年年末，他担任了靖边、定边、安边三边特委的书记一职。然而，在向保安进军的征途中，他不幸英勇牺牲，终年仅有27岁。

在红军长征的征程中，古柏选择了留守，肩负起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的重任。然而，1935年3月5日，一场悲剧降临。因交通站内叛徒的背叛，他与两位战友，仅凭三支枪，在广东龙川的鸳鸯坑陷入敌军百人以上的包围。他们从晨曦战至正午，直至弹药告罄，三人英勇牺牲。古柏，年仅29岁，就此陨落。

1937年秋季，毛泽东接到古柏三兄古梅的来信，方才得知不幸的消息，心中深感悲痛，于是愤然执笔，以洒脱而遒劲的狂草字体，给古梅书写了一封书信，“吾友古柏，英勇奋发，为国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令人悲痛不已。愿古氏的兄弟姐妹们，继承他的遗志，共同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针对当年中央苏区所经历的反对“罗明路线”以及抵制邓、毛、谢、古等人的运动，创作了一首诗篇。

忆往事心惊，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读八股，江西有罗明。

于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正式为“罗明路线”洗清了冤屈。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推行者中，……他们无视根据地中心与边缘区域间存在的显著不平衡，错误地抨击所谓的“罗明路线”。

1945年5月3日，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庄严场合，博古同志沉重地指出：“抵制罗明路线，实质上是对毛主席在苏区实行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作风的挑战，这场斗争波及至整个中央苏区及其周边的各个苏区。尤为痛心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和错误的肃反措施，导致许多同志在那个时期里，在肃反的阴影下蒙受冤屈、付出生命，这是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对当时的“邓、毛、谢、古事件”如此评价：“抵制邓、毛、谢、古，本质上等同于抵制我自身。”

杀鸡儆猴。

四十年后，身处江西软禁之地的邓小平向毛泽东寄去了一封书信，毛泽东遂对此信进行了批示。批示中，第一条指出：

“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固然严重，然而，我们必须将他与刘少奇同志区别开来。在中央苏区时期，邓小平同志遭受了不公正的打压，被视为邓、毛、谢、古四人中的‘罪人’，并被认为是毛泽东同志派系的领导人物……”